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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87年，赵婴齐被指控同赵朔遗孀庄姬通奸，遭宗主赵括驱除出晋。婴齐提到自己走了，两位哥哥会受到正卿栾书的祸害，赵括、赵同却不以为然。《左传》记录人物对话往往有预言的意味，果然没过几年，前583，庄姬出面揭发赵同、赵括打算叛乱，栾书、郤錡立即出来充当伪证。赵同、赵括固然狂妄自大(《左传》前594年载“赵同献狄俘于周不敬”就是一例)，但两人眼光短浅，苟于安乐，我们实在找不出他们作乱的理由。晋景公却正中下怀，下令讨伐。卿族除韩厥(他小时曾由赵盾带大)外，全都参加了对下宫的攻打。结果赵同、赵括惨遭灭族，赵氏的宗祠采邑全部没收。赵庄姬作为举报人，又是景公的姐妹，自然能安然无恙地带着儿子置身事外，“畜于公宫”。两年后，经韩厥说情，景公也需要制约别的卿族膨大，“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
这么说来，程婴杵臼，搜孤救孤之类，莫非真是子虚乌有？却也未必尽然。推据只有一条，即《赵世家》“服其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的数句。这是赵人的记述，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也说：“今河东赵氏祠先人，犹别舒一座祭二士焉。”赵国人其他可以造假，对祖先的祭祀却不容含糊。古人不允许家祀没有血缘关系的外姓，因为这等于剥夺祖宗的血食，是最大的不敬。《五礼通考》就对“越族而祀”程婴杵臼的合法性作过辩论。“别舒一座”如果属实，那必定是对保存宗族作出极大贡献的外人。就赵氏而言，只有在赵武这一代上才有可能，也只有“存孤”的这一行为才最符条件。
如此考察赵武的生年便成了关键。赵武在“下宫之变”前早已出生，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只能把发现赵庄姬通奸的前587年定为一个坐标。奸情的发展与败露需要一定时间，姑且定为半年。而此前庄姬还必须同赵武一起“服齐衰三年”，这是仅次于“斩衰三年”的重孝，想必庄姬至少在前面的两年中没有轻举妄动的胆量。把这些加在一起，上文提到过前590、前589的赵武生年，便是不中不远的了。再按照《赵世家》“遗腹”的提示，可以认定赵朔正是在庄姬怀胎期间去世的。
这样推理便指向唯一的结论：庄姬是受到了家族内部赵同、赵括的迫害！他们利用赵朔去世的时机，设法剥夺赵武的生命，以取得赵朔名下的采邑和权力。于是才有了程婴、公孙杵臼的用武之地，带着孤儿匿藏宫外，掉包婴儿以杜绝危险，都成了可能的情节。也许正因掉包过程中的“谋取他人婴儿负之”，牵涉民事案件，才会轮到司寇屠岸贾的介入(《国语》载文公时有大夫名屠岸夷，屠岸贾恐为其后代)。最后想是由于赵婴齐的斡旋，在公孙杵臼付出生命的代价下，赵氏孤儿终于平安回到母亲身边，而程婴则自杀以谢友人，赵朔一支遂以两人为祭祀对象。作乱是灭门的罪名，庄姬捏词告发赵同、赵括，明显是要置二人于死地，单为情人拆散的缘故，不至于下此毒手。其中正透出了“深仇大恨”的讯息。
宋神宗时因赵氏为大宋国姓，而程婴、公孙杵臼保全有功，在山西太平(今襄汾)找到二人坟墓，下诏为他们封侯立祠。而今传藏孤的所在(当然不止一处，此择最著名者)却在千里之外的盂县。盂县属晋国东部边邑，当时为狄人聚居处，而狄人恰为赵朔祖父的娘家。这样看来，程婴确实可能有匿婴入山的经历，只是时间不长而已。
话说回来，赵庄姬通奸叔伯、挟嫌诬告，赵氏家族内部喋血纷争，毕竟都是大辱门风的事。“为尊者讳”，自成为赵氏后人的任务。所以即使以上的推测成立，我们读到的《赵世家》也仍是另一副笔墨。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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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0年12月30日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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