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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也是进化论产生的年代。乔治·理查·波特尔在1838年出版的《十九世纪初以来国家的进步》一书使整个社会充塞了一种自信乐观的精神。1851年，这本书出了第三版，作者详细增补了各种显示进步的数据。进步的观念成了新的信仰，也成了每个人呼吸的空气。英国新兴工业城市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改进的迹象出现了。有一首歌谣唱道，“曼彻斯特每天都在进步。”水晶宫世博会里不胜枚举的英国发明创造使得普通英国人有资格为祖国的成就感到骄傲。
以往我们谈到的英国工业化，过分强调阶级利益不可调和。其实工业的发展也化解或和缓和了阶级矛盾。例如英国在1830年后铁路迅速扩张，这一新兴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据1848年的统计数字，有18.8万工人受雇于铁道建设，另有十余万人从事枕木的砍伐、车辆的建造、砖瓦、水泥和石料的生产，总共有30万劳动者加入这新职业的行列，如果算上他们的家属成员，至少有100万人依存于铁路。由铁路运输得益的人就更多。首届世博会举行前几年，欧洲大陆不断传来社会动荡和政治暴动的消息，英国却相对平安。欧陆激进派以为社会转型可以通过极端手段毕其功于一役，英国人则是脚踏实地，不断地修修补补。他们是补锅匠式的改革家，而不是砸锅的革命者：
现状的完全颠覆（bouleversement）不符英国人的性格。事实上没有英国字可以解释bouleversement。英国对于先例是热心附从的，当需要变动时，除了“修补”，便不多作。但他们继续修补，直至锅子的补丁最后变成一个新锅子。虽然它的形式和大小会在修补的进程中完全变更，但它常常保存有最初的锅子形迹。法国是把锅子打破，并将碎片抛开而着手造一个完全不同材料的新锅子。其一般的结果，法国任何变迁是属于智识的，即预先想出的智识计划之果，法国人每每喜欢从最初的地方开始做事。英国的变动，虽然结局也或许是彻底的，但只是渐进地实验的结果；捉住具体的问题，且捉住由此而发生的新问题。这不仅是工场立法的历史，而且是英国19世纪其他一切工业立法的历史。
这段文字的最后两句尤其紧要。在1850年前后，英国的议会不断针对时弊及时立法，范围非常广泛，而整个国家机器又有强大的执法能力。这些行之有效的新法案又成了各国工业化过程中极有价值的参照。英国政府还会临时成立专门委员会就某一社会问题组织调查，以求解决。没有所有这些积极主动的因应措施，世博会举行时的欢快气氛就要大打折扣了。现在经常有人把政府比为职能有限的守夜人，这是无知加弱智导致的谬见。
狄更斯论“大小展览会”
首届世博会在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同时，还形成了一种对进步观念的崇拜。进步的对立面是停滞，而在19世纪中期，停滞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特点。1851年的狄更斯已经是拥有大量读者的著名小说家，他抨击金钱和利润崇拜，讽刺资本主义，往往为我们所乐道。但是，在首届世博会期间，他在自己主办的周刊《家常话》（1851年7月15日）上与理查·霍恩合作发表题为《大展览与小展览》的文章。“大展览”是伦敦世博会的别称，“小展览”指的是什么呢？
两位作者的主要论点是：大大小小的民族都认识到而且努力实现人类进步这一天定的法则，争取达到更高级的社会状态。现在，革命的兴奋渐渐消退，演变为一种工业的兴奋。英格兰仿佛在对欧洲大陆各国说：“打了街垒战，又放逐了你们的国王，停下来喘口气吧。关于社会、人和自然的知识比刀剑更实用有效，能带来更多的收获。…接二连三的骚乱，尽管成功了，也无法像和平时期的工作、勤奋的观察和坚韧的决心那样切实促进各国人民的政治权利。很多参加这次工业展览的国家能够见证这一点。”作者显然是以教训的口吻劝说法国等欧陆国家放弃街头政治，回到实实在在的工作上来。然而紧接着作者把矛头对准了更加遥远的国家。他们指出，任何与进步原则相悖的现象都是荒谬的。其他国家以不同的方式、程度尽力一步一步地往上行进，争取在政治、道德、宗教和智力上达到更高级的社会状态，而有一个国家偏偏与众不同：“可能有一个奇怪的、野蛮的或者是怪异的民族，在地球的这个或那个地方，它愿意用否定的形式（will-not）来行使它的自由意志， 它可以把自身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开来，决心不要随大家一起向前。”这个国家原来就是指中国。作者想找一个原地踏步的“他者”来映衬进步理念在欧洲的凯旋，现在那个“他者”来办“小展览”了。
狄更斯和霍恩对中国参展的物品了解得很具体。为了突出英国和西方的成就，他们故意对中国展品表现出轻蔑：糯米纸、草药、大麻籽、生丝、染料、藏红花、樟脑、生漆、绿茶、砒霜等等，所有这些与英国产品相比，显得何其渺小；比较一下中国的舢板和英国的巨锚；请看看英国的农机、外科手术工具、市政工程设备、钟表、雕塑和乐器，包括最难以想象的高速印制《伦敦插图新闻》与《泰晤士报》的印刷机，再看看“小展览”里那些层层叠套的象牙球，毫无用处，但是中国人就这么雕了几百年，上千年。作者的结论是：相对于不断进步的英国，中国是个停滞的国度。在那里， 过去、现在和将来处于静止状态；长城、故宫和宝塔凝固在漫长的历史中，一成不变，更别说皇帝了。
两人写这篇文章的主要动机是攻击英国那些谴责“时代精神”的保守党人或像卡莱尔那样的愤怒先知。作者用一系列反话要求读者自己明断：“通过比较大小两种展览，你可以比较停滞和进步，排他的原则和其他所有原则，往昔的好时光和今天的坏时光，完美的托利主义和不完美的上进。毫无疑问，你将在光荣的理性指引下，在这个退化的时代，不大开心地得出结论，想站在中华帝国的一边。”作者用中国的例子来攻击英国国内那些批判“进步”理念的保守主义者，效果可能还很不错。在当时特殊的氛围下，站在狄更斯等自由派（辉格党人）一边的英国人恐怕不在少数。他们的共识是进步胜过固步自封，“往昔的好时光”并不好，“今天的坏时光”才真正好。然而，中国并不是真正停滞不前的，少数先觉者已开始“睁眼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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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0年12月22日13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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