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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成云南极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使其成为世界闻名的“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和“生物物种基因库”。云南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4％，却拥有高等植物426科、2592属、17000多种，科、种、属分别占全国的88．4％、68．7％和62．9％，珍稀物种资源占了全国的67．5％，居全国第一位。野生动物种类之多，亦堪称全国之冠，仅脊椎动物即达1638种，占全国总数的一半多，形成寒温热带动物均有，动物种类南北东西交汇的奇特现象。［22］（P78）更重要的是，许多植物和动物为云南所独有，因为西部横断山区自中生代以来，地址运动相对稳定，基本上无大面积冰川覆盖，成为许多动植物的“避难所”，使一些古老的原始种类和孑遗种类得以保存下来，成为不可多得的“生物物种基因库”。
上述材料都是当代的记录，与有人类活动的上百万年前的洪荒年代相比，无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如前所述，云南因处于我国大陆的东西过渡地带具有比其他地区更为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为古人类的生存繁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可选择空间，因而使云南成为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古人类发源地之一。从距今170万年前元谋人牙齿化石所在地层中还出土了14种哺乳动物化石，分别是云南马、爪蹄兽、猪、水牛、牛类、纤细原始□、剑齿象、毫猪、竹鼠、鬣狗、斯氏水鹿、云南水鹿、山西轴鹿、最后枝角鹿等，其中以食草类动物为主。在这一层孢粉组合里，松属占33．3％，桤木属占13％，而草本所占比例最大，达到40％，其中有禾本科、藜科和艾属等草甸植物，证明元谋人生存时期的自然环境是一个比较凉爽的森林——草原景观。［23］据科学家研究，当时元谋的气候温和湿润，比现在昆明的气候还要凉爽，年平均气温在12～14℃之间，降水量为850～1000ｍｍ。当时的元谋西南是一片冲积平原，东面是低山和起伏的丘陵，山上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林间夹杂众多的落叶阔叶树；山下的河中有终年不断的潺潺流水，山麓分布着一些小型洪积扇，而河流和洪积扇间则错落着湖沼，元谋人就生活在山麓和草原之间，过着流动的生活，开始制造简陋的石器和骨器，并已学会了用火。［24］（P162－163）这种环境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所以云南还发现了晚更新世时期的晚期智人（俗称新人）化石丽江人、西畴人和昆明人等。这些遗址同时还出土了多种共生的草食类哺乳动物化石如鹿、牛、马、猕猴等，说明早更新世时期的元谋人和晚更新世时期的丽江人、西畴人、昆明人虽然相距100多万年，但其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的特点和规律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活动的足迹已遍布云南全境，迄今所发现的3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几乎遍及全省所有县市。这些土著居民在如此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就必然发展出适应各自所处环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形成多元、多类型、多区域异彩纷呈的文化，这就为多民族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云南的六大江河体系及其自然形成的河谷通道，又把云南各土著民族与祖国内地和东南亚国家联系起来，构成若干条各民族迁徙、流动的走廊。氐羌系统的民族集团自甘青高原沿澜沧江、怒江和金沙江河谷南下，百越系统的民族集团自东南沿海顺珠江水系西进，百濮系统的民族集团自东南亚溯澜沧江北上，使云南在拥有众多土著民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大量的外来民族。因此，早在新石器时代，云南就已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石器时代以后，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祖国内地不断有一些新的民族群体迁入云南，最终使云南成为全国民族成分最多的地区。多民族格局的存在本身便自然产生纵横交错、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这就是云南的地理环境影响云南民族关系的第一个基本方面。
（二）独特的地理区位特点使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西南门户和连接中国内地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通道。这一通道对加强云南各民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云南各民族与东南亚、南亚国家民族的关系以及云南各民族的相互关系，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与中南半岛山水相连，境内几条大江大河如伊洛瓦底江、怒江、澜沧江、红河等以高屋建瓴的形势流经中南半岛诸国后又分别注入印度洋和太平洋。这一独特的地理区位和地理形势自然使云南成为中华民族民族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人民联系和交往的链环。因此，早在远古时期，云南各民族的先民便顺应相互交往的需要，开辟了数条以滇池地区为枢纽的国内外通道。第一条是通往南亚的“蜀身毒道”。此道以滇池为中心，北通邛都（西昌）、笮都（雅安）至蜀（成都），以抵于秦；东通夜郎（安顺）、牂牁（贵阳）至巴（重庆），以联于楚；西通叶榆（大理）、嶲唐（保山）、滇越（腾冲），经缅甸以至于身毒（印度）。［25］（P21）这条通道还有另外一条道路是经大理、博南（永平）过缅甸南部出印度洋，通大秦（罗马）。第二条古称“马援故道”，从滇池地区向南经蒙自、屏边、河口进入越南到交趾（越南河内），再从越南出海到东南亚、南亚各国。第三条是牂牁江—番禺海道，即由滇池地区出发，沿牂牁江（北盘江、南盘江、红水河、珠江）经两广到达番禺（广州）入海，可航行到东南亚各地。此外，考古还发现由云县沿澜沧江（湄公河）到达今泰国及柬埔寨等地的路线。［26］（P105）这些通道既沟通了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联系，又加强了云南各民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了云南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云南各民族与国内外其他民族友好交往为主流的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就是地理环境影响云南民族关系的第二个基本方面。
（三）受全国地理环境大势的影响，云南各民族在各自特定的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多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也在客观上有利于各民族之间互相依存、优长互补的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在全国地理环境和经济文化类型划分为东西两大块和南北三带的宏观格局中，从南北关系讲，云南属于南部稻作文化区；从东西关系讲，东西分界线正好从云南西北部斜穿而过，把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划归东部农耕文化区，把云南西部和西北部的怒江州、迪庆州、大理州和丽江市的一部分划归西部畜牧文化区。如果说，随着云南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这种划分对于今天的云南来说只是大体上正确而在某项具体地方已不十分准确的话，那末，这种划分对于历史上的云南来说则是完全正确的。
就南北关系而言，作为南方稻作文化区，云南各民族与地处中间地带的汉族之间的关系，虽然不像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那样互补性和依存性很强，但是双方仍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和依存性，这从双方历史上从未中断过的贸易交往中可以得到证实。然而，双方交往中更带根本性质的，还是云南坝区适宜农耕的自然环境对以农为本的汉族移民的吸引，以及农耕技术水平较低的云南各民族对汉族先进的农耕技术的渴求。因此，历史上自汉武帝在云南设置益州郡并移民屯垦以后，汉族移民便络绎不绝地进入云南定居；云南各民族则通过正常时期的友好交往和非常时期的战争掠夺等手段，不断从汉族地区学到或获得先进的农耕技术，从而大大加强了相互之间的联系、交往以至吸收、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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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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