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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地理环境的区域多样性和整体统一性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既表现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不平衡发展，又呈现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文化向中原文化内向汇聚和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特点，［7］从而对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统一长于分裂并日益巩固这一历史大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深刻而又久远的影响。
中华大地辽阔的疆域和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多元起源和多区域、多中心发展提供了条件。苏秉琦教授曾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把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六大文化区：
1．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包括东北、北、西北）地区；
2．以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3．以山东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
4．以湖北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
5．以苏（江苏）、浙（江）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
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包括东南沿海、岭南、西南几省）地区。［8］（P302）
有的学者又在苏先生区系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增加了甘青文化区，并把云南和西藏从南方文化区中划分出来，专设西南文化区，［9］（P29＼、90）从而大体上勾画出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多区域、多中心发展的格局。
上述诸多文化区内都有许多自然条件较好、物产十分丰富的地区，在古代环境闭塞、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有可能形成区域内经济生活的相对自给自足，从而造就若干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这就是我国历史上分裂割据局面反复出现，地方民族政权竞相崛起的地理基础。
然而另一方面，我国的地理环境又具有整体统一性。首先，由于中华大地四周都有天然阻隔，内部自成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10］因而使我国各民族内向发展比外向发展更为容易。我国位于亚洲东部，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垠的大海从东南，广漠无边的草原与沙漠和人烟极稀的严寒苔原从北面，冰峰高耸的帕米尔高原从西北面，世界最高峰喜马拉雅山脉从西南面，横断山脉江河峡谷和热带丛林瘴疠从南面，把中华大地环抱起来，构成我国各民族外向交流与发展的天然屏障。历史上虽有南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宛如三条玉带，把我国各民族和西亚、南亚、东南亚、欧洲以至北非诸国联系起来，但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条件下，这些通道所起的作用毕竟有限。因此，在古代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外向发展从未成为主流，外部影响也从未占据主导地位。各民族的内向交往虽然也同样面临着山水阻隔和交通不便的困难，但内向交往的地理屏障与外向交往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所以早在远古时期，我国各民族的先民就利用山脉走向江河冲刷切割所形成的天然通道，闯出了多条由东至西，由北而南的民族迁徙“走廊”和经济文化交流路线，著名的有中南走廊、南岭走廊、藏彝走廊、河西走廊、内蒙古走廊等。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历代中央政府又动员全国力量修建了许多官道、驿道、栈道等，大大方便了国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与交往。
其次，我国天然形成的自西向东落差显著的三级阶梯地形为周边多元、多区域、多中心文化向中原汇聚提供了便利条件。西部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地势最高的一级。由青藏高原向北跨过昆仑山、祁连山，向东跨过横断山，地势急剧下降到海拔1000米—2000米的浩瀚高原和盆地，是为第二级阶梯。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在此相间分布。北起大兴安岭，中经太行山、巫山，南至云贵高原东缘一线以东，是海拔1000米以下的丘陵和200米以下的平原，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自北而南依次分布，是为第三级阶梯。这种地形从单纯的地理角度来讲，就像一把巨大无比的躺椅，西北背靠亚欧大陆，东南面向太平洋。而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讲，则更像一只巨大的破了一个口子的碗，碗心就是中原地区，碗边则是周边多元文化地区；正像碗边的水总是要流向碗心一样，周边多元文化也因外向的阻隔和内向的三级阶梯地形而自然向中原地区汇聚。［11］（P9）
第三，受我国自然地理环境东西、南北交结和多元文化汇聚的影响，中原地区在中华文化多中心不平衡发展过程中率先崛起，成为远古中国最先进、最发达的核心地区。随着这一先进核心文化向四周的辐射与扩散，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整体统一性便日趋增强和巩固。如前所述，在南北气温逐渐递降，东西雨量逐渐递减这两大气候规律的作用下，我国气候的总体特征表现为南北跨温热两大气候带，东西分属干湿两大地区，这就自然形成我国东西、南北两条地理过渡带：一是东部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区和西南青藏干寒高原区之间的东西过渡地带；一是南方温湿环境区和北方半干旱温暖环境区之间的南北过渡地带。这两条过渡带恰恰就在传统所认为的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祥地中原地区，即今日的西安——洛阳——开封一带相交结，在空间上形成一个巨大的“十”字形结构。［12］（P10、11、14）由我国所发现的迄今为止最早的古人类遗址就集中分布在这个十字结构的纵轴上，南端是170万年前的元谋人，中间是80万年—75万年前的蓝田人，北端是70万年—50万年前的北京人。而中华新石器文化中内涵最丰富、影响最大的新石器文化则集中分布在这个十字结构的横轴上，西边是黄河中游文化，其序列是前仰韶文化（前6000年—前5400年）——仰韶文化（前5000年—前3000年）——河南龙山文化（前2900年—前2000年）。继河南龙山文化的可能是夏文化。东边是黄河下游文化，其序列是青莲岗文化（前5400年—前4000年）——大汶口文化（前4300年—前2500年）——山东龙山文化（前2500年—前2000年）——岳石文化（前1900年—前1500年），继岳石文化的可能是商文化。［13］（P4）为什么位于十字结构交结点上的中原地区能在中华文化多中心不平衡发展过程中率先崛起呢？究其原因，一是东西、南北地理过渡地带具有比其他地区更为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为古人类的生存繁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可选择空间。二是位于交结点的中原地区地势平坦、土壤条件较好、降水适中，有利于旱作农业的发展。三是受碗边水向碗心流效应的影响，位于最低一级阶梯的中原地区自然成为周边多元文化的内向汇聚地。文化发展的规律表明，完全独立或很少与相邻文化区交往的文化中心，其水平一般都低于那些具有广泛交往和相互影响的文化中心。［14］（P10－11）中原地区正是在周边多元文化汇聚、交融的过程中脱颖而出，逐步成为中华文化核心地区的。而这个核心一旦形成，便以其较高的经济文化优势向周边辐射与扩散，特别是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汉族形成之后，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便随着汉族的四处迁徙而深入到中华大地的四面八方，在多元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体的格局，增强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整体统一性。所以，苏秉琦教授说：“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它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也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15］（P225）还指出：“把黄河中游以汾、渭、伊、洛流域为中心的地域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16］（P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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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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