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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街福”中的表演艺术
Performing Arts in Lanjiefu
倪钟之
NI Zhongzhi
（天津曲艺学校教授）
（Professor withTianjinSchoolof Chinese Rap Performance）
一、“拦街福”是温州各种民俗的交汇点
“拦街福”是温州自清代以来形成的重大民俗活动，我感觉既是温州的盛大节日，又很像各地的庙会。庙会与节日虽然在理论上有着本身的区别，但在实际活动中又有某些相似之处。如北京的厂甸庙会（北京人习称“逛厂甸儿”,实际上也是庙会），是春节的年货市场，是年俗的一部分。各地的庙会也是各地民间盛大的节日，如天津的“皇会”（纪念天后--林默娘娘诞辰），有人就提出可称为“妈祖节”等。但它们又有区别，一般说节日虽有各种类型又有各自的起源，但多是有着官方的认可，还涉及家庭诸种活动，庙会就不一定如此。庙会都是在某庙的周围举办，都有其地区性，如京西妙峰山朝顶、辽南耀州娘娘庙会、河北药王庙会、扬州高邮都天庙会等。当然这是就其性质来说，但官方的引导总是有的。两者又都是融信仰、商贸、娱乐为一体，其中还包括许多子项，如商贸中就包括贩卖各种工艺品、农产品、风味小吃等；工艺品又包括年画、灯笼、剪纸、雕塑（如面塑、泥塑、“拦街福”上见到的米塑等）；娱乐包括各种表演艺术（如“拦街福”上见到的民间花会及专业团体表演的京剧、瓯剧、木偶戏等，尤其是木偶戏在温州能保存有提线、布袋及药发等技艺--药发傀儡古代虽有记载，而近世已属罕见，杖头木偶未见记载，不知有否？如果存在，那么，温州就成为保存木偶戏形式最全的地区，可称为“木偶之乡”）。而且有关记载和叶大兵先生的介绍，都谈到表演团体的“斗台（在演出中两台戏的艺术竞争）”的习俗，另外还有花灯展览、猜灯谜、花卉陈设等。据介绍，旧时各家还将自家珍藏的稀有物件摆出来供游人观赏，这又是“拦街福”的地方特色，表现了“拦街福”民俗内容的丰富性。
对此我们可以作总体研究，探索温州“拦街福”的成因、流变、特点及与其它地方类似活动的比较，也可以研究其中的某些子项，如戏曲中的昆曲、乱弹（今已发展为瓯剧）或曲艺中的鼓词、弹词、龙舟、莲花等，对这些表演艺术进行单独的研究。当然，如果仅对这些表演艺术进行专门的研究，那又属于艺术学的范围，但研究它们的有关民俗及与“拦街福”的关系则可列为民俗研究的内容。而且对今后温州各项表演艺术的发展也会有所裨益。
在这里我想仅就“拦街福”中的表演艺术谈一点看法。从历次活动看，即有民间的各种花会，如龙舞、狮舞、高跷、秧歌及民间吹打乐，又有专业艺人演出的戏曲、曲艺等。民间花会本身就是一种民俗活动，他们平日自发地练习，到某种时机--节日或庙会期间，由会头组织参加表演，争强斗胜，各显其能，有的地方称“出会”.这是一种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已经引起许多民俗学家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我只想谈谈专业表演艺术方面的问题。
传统的“拦街福”活动，从农历二月初一至三月十五，在城区主要街道轮换举行，长达一个半月之久，是目前所知全国最长的节日，可与我国最隆重的春节相比，作为庙会也是最长的庙会。今日随着时代的发展及城市的街道改造，按原来的办法活动可能会出现许多困难，改为选择适当地方、固定连续举行数日。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使群众的心理认可有所影响，这也是今天各地庙会都会碰到的问题，需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我认为，在今日只能以群众的接受程度作为衡量标准，以其能否继续流传作为成败。
温州的“拦街福”从历史上看是各种民俗事象的交汇点，虽然这次未能全部充分展示，那是属于安排问题，但各种组成部分中也都有其代表性项目展示。如在表演艺术方面，这次只安排了京剧、瓯剧、木偶戏，没有安排曲艺中的鼓词、弹词、莲花、龙舟等，但在过去的“拦街福”活动中都是曾出现过的。今后仍可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的调整。
二、民间艺术向民俗的回归
这次“拦街福”活动期间，主办单位还安排了主题论坛“民俗文化活动的传承与创新”和“中国节日文化遗产保护（温州）论坛”,听了许多专家从许多不同角度所进行有关的论述，对我也很有启发。
我本来是研究曲艺的。曲艺与戏曲本来也是民俗，但过去戏曲、曲艺的研究与民俗的研究始终是“两拿着”.如戏曲专家齐如山先生，在研究戏曲中，写过许多关于戏曲界内部事务的文章，如谈戏班、谈行当等；唐伯弢先生写的《富连成三十年史》，虽然都是戏曲方面的著作，但也应该看成是民俗方面的内容，但多年来都只是作为戏曲史料看待；又如李家瑞先生的《北平俗曲略》，云游客（即评书名家连阔如）先生的《江湖丛谈》，及张次溪先生建国前的许多关于北京天桥的论述，建国初期改写为《人民首都的天桥》等，也应属于民俗方面的著作，过去又是只作为曲艺的研究资料看待，很多人未能理解其中民俗学方面的意义。
建国以后，在一切向苏联学习的阶段，因为当时在苏联没有明确的“民俗学”（实际上苏联的民俗学包括在民族学之内），我国学者在没有深究的情况下，便认为苏联没有民俗学，我们原有的民俗学研究也被取消了。而民间文艺却得到空前的发展，当时所强调的是劳动人民的创作。这样使我国戏曲、曲艺被列为劳动人民的艺术（实际上这样看法并不确切）。而民俗学便成为研究的禁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百废待兴，民俗学也作为一门学科被重新提出来，除艺术学方面专家对戏曲、曲艺的研究外，有些民俗专家的研究也涉及这些民间艺术的内容，但仍是研究艺术形式的本身，而对其中民俗事象并未专门研究，仍未能把这些民间的艺术研究与民俗合为一体。直到“非遗”提出以后，把内容划分为十类，才把这些民间艺术列入“非遗”之中，使得这些民间艺术向民俗回归。因为“非遗”的十分法，把戏曲、曲艺都划入其中。实际上“非遗”所包括的项目都应属于民俗范围。音乐、舞蹈是专指民间音乐和舞蹈，民间的音乐和舞蹈（包括器乐）有很大一部分是民间花会项目，离开花会是无法研究的。戏曲、曲艺不用细说了，就是“非遗”子项中的“民俗”,实际包括文化空间和节日等，节日也可以与文化空间相对称为文化时间，其它项目更是一直按照民俗对待的。这样实际上就把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曲、曲艺都划入了民俗的范围。现仍分为十类，是因为戏曲和曲艺等有其自身的独立性、系统性，在我国多年已经形成自己的学科，又都有自己的专家和组织系统，这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一种措施，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在实际工作中更有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民俗学家与戏曲家、曲艺家的认识有时又有所不同。如艺术上的提高，则属于艺术家的事，民俗家是研究这种已经存在的现象。往往艺术家要考虑艺术本身的改革，甚至要改变原有作品的主题与情节或形式等，民俗家要求尽管能保持原有的形态。有时改动较大（或彻底改变主题或形式），往往就认为有伪造民俗之嫌。什么是原有的形式？刘魁立先生的主旨发言谈到“原生态”问题，指出在民俗形式变化时，举方形演变为圆形的例证，在发展过程中可能还有长方形、菱形等变化，究竟哪个算是原生态呢？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在今天作为戏曲或曲艺的艺术形式，主要应该以最能显示其特点的发展阶段为根据。作为“非遗”保护，也就是要保存它在发展中所形成的、能够代表其特点的形态。就曲艺的特点来讲，虽然曲艺理论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又共同认为“说唱故事”为主体，其中还有一部分不说唱故事的小曲、小调为其附属，起码也是民歌与曲艺的两栖形态。戏曲是“以歌舞表演故事”.现在有些艺术形式经过改革，失掉这种本身最有代表性的特点。如说唱节目歌舞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今日观众的需要。实际是以欣赏歌舞的要求来改造曲艺，不能发挥曲艺的特长，曲艺的精品都在表现自己的艺术特点中产生感人的魅力。有的曲艺演员到高等院校中演出，很多大学生看了以后认为这才是我国民间艺术的精华，使他们热爱曲艺。因此，保持这些民间艺术的特点才能成为“非遗”保护对象，这点不容怀疑的。
三、从“拦街福”中的表演艺术想到的几个问题
温州“拦街福”是综合性的民俗活动，历来表演艺术占有很大的比重，除了花会所体现的群众性、参与性外，舞台表演艺术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地方本来就是戏曲、曲艺的发源地，古代产生的“永嘉杂剧”对后世多种戏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到近代温州仍有高腔、昆曲、乱弹、和剧及外来的京剧、越剧等，并由乱弹发展成为自己的瓯剧，形成丰富多彩的戏曲艺术。自古以来温州更是曲艺发达的地区。陆游的“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就是发生在这里，研究者认为，盲翁演唱的形式可能就是“陶真”.《西湖老人繁胜录》说：“唱涯词只引弟子，听陶真尽是村人。”由此可见它是民间艺术。陶真到后来演变成为多种板腔体的曲艺形式。南戏《张协状元》中说：“占断东瓯盛事，诸宫调唱出来因。”其中还保留一段南诸宫调。说明曲牌体的体式在此地也非常流行。学术界多是按叶德均先生的提法称为“诗赞体”与“乐曲体”.说明戏曲、曲艺中的两种体式在这里都十分流行。温州的曲艺，仅据刚刚出版的《中国曲艺志？浙江卷》所载，就有：温州鼓词、弹词、花灯、龙船、莲花、渔鼓（包括苍南、洞头、平阳等渔鼓）及讲书等，实际还不只这些。
如何能保持这些曲艺形式的原有民间形态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应当不反对采取现代艺术形式的“包装”,但这只能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曲艺的特点是“说唱故事”,歌舞穿插多了，会影响这种特点的发挥，失掉本身的优长。有些项目可以列入不同级别的“非遗”名录，但必须保护原有的形式，有些改装以后的再生形式使其歌舞化，看不出它原有的艺术特点，是应该警惕的。这点在温州做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第一点看法。
浙江省流行的曲艺形式十分丰富，受苏州评弹的影响很深，尤其是在杭嘉湖一带。过去说苏州评弹流行地区是：北不过南京，南不过杭州，温州的弹词不是苏州弹词的流变，而是与本地昆腔有着渊源的关系，在演出形式上又与临近的福建省有些相似。过去我读一些福州评话时，总觉得缺乏像苏州评话、扬州评话那种细腻的描绘，后来到福州看了他们的演出才明白，原来他们的说唱艺术多是在里巷搭台露天表演，观众站立观看，不同于在茶馆演出，听众有悠闲的心情，演员在表演中能够展示细腻的人物心理描绘。福州的观众要求情节变化得快，尽快构成悬念，才能抓住他们。而温州的曲艺所表现的形式，又受苏州评弹的某些影响，如温州鼓词《十二红》的故事很像苏州弹词《十美图》。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地流行的许多曲种中，都有《高机与吴三春》这一故事，其中也有许多较精巧的构思。内容又不像苏州弹词那样多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的套子，而是悲剧故事。其中的《高机卖绡》一折的温州龙船整理本，早在1957年《曲艺》创刊时的第二期就发表了。温州莲花的整理本又参加1958年的全国第一届曲艺会演，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内容也都是应该认真研究整理的。除作为民间文学保存外，现在还有多种艺术形式的改编本，它们之间的演变过程与成败也应加以研究，这是我的第二点看法。
各地庙会也都是本地民俗的一种展示，其中的表演艺术也是最能显示地方特色的载体。近些年来随着旅游事业发展，在组团到各地参观旅游时，各地也要安排观赏当地的表演艺术。如到东北要观赏二人转，到河南要观赏豫剧或河南坠子，到安徽要看黄梅戏，到陕西要看陕北说书等。既能展示地方民间艺术的特色，又能扩大这些艺术形式的影响。但各地庙会会期有限，旅游方面的安排更短，多是在景点搭台演出。温州“拦街福”活动也是如此，脱离了原来的演出场所，不可能展示演出以外的各种民俗事象。结合曲艺的特点，许多地方的说书主要是在茶馆书场演出。这次我在温州访问了温州大学的林亦修先生和曲艺团的徐歌声先生，他们都告诉我，过去温州的曲艺，都是城乡居民喜庆活动时请艺人在里巷或寺庙表演，经常是连演几日。温州鼓词的《灵经大传》能连演七天，《十二红》可演十二天，可见内容的丰富，但从来不在茶馆演出。据《中国曲艺志？浙江卷》介绍，温州也出现过类似茶馆的形式，称为“词场”,那又是一种变更形式。如何能保持原来演出方式的特点是应该研究的。在保护“非遗”时，不只是保护这些剧种、曲种，保持它们原来的演出形态，特别是保持与其表演有关的演出环境和民俗意义更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我的第三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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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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