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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学史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如果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那么也可以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文学史。然而，我们在国内所看到的这一千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差不多就是同一部文学史，真正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平庸货色。
在1000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增加一部，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国内的文学史大多出自高校中文系教师之手，据我所知，绝大多数教师的文学史写作并非因为某教师自己有要写一部文学史的冲动，而是出于当下学院制度条件下的利益考虑。高校文学史课程是一门必修课，学校教务部门也有所谓“教材建设”的要求，可以作为教学评估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指标。这些也无可厚非，但决定了国内的文学史大多是教科书体例。
教科书体例的基本特征是平庸化和教条化，它在内容上的要求是所谓“定论原则”,也就是遵循既定的观点，不鼓励创新，表达方式上也要求统一，无论是在体例上、观点上和文体上，都强烈排斥个人化的风格。与此相适应，国内的文学史大多是“集体项目”.在风格上，文学教科书看上去跟数学教科书没有什么差别。
此外，编写教材有极大的利益驱动，教材编写是一个垄断性的行业行为，多校联合编写，可以共同承担教科书的使用，保证了发行量。加上教务部门的鼓励性投资，教材编写在图书营销方面是包赚不赔的。个人的文学史写作，无论其学术性有多强，也很难进入教科书体系，最多只能作为参考阅读书目。教材写作尤其是对那些缺乏学术研究能力的教师而言，编写教材比撰写学术专著要容易得多，而且可以折合学术研究的指标。出于上述种种理由，文学史的数量仍将会呈一种高速增长的态势。
毫无疑问，对文学史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如果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那么也可以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文学史。然而，我们在国内所看到的这一千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差不多就是同一部文学史，真正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平庸货色。
撇开教科书体例的文学史不谈，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问题，至今依然是一个困扰着中国文学史家的难题。其难题的关键点在于：文学史叙事所依据的是一个怎样的叙事逻辑，文学性与历史架构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始终无法摆脱文学史叙事对外部的政治权力的逻辑的依附关系。在叙事框架、章节安排、具体字数上，文学史写作者必须谨慎对待，比如“鲁郭茅巴老曹”之类的人物可能各自安排单章来写，而且字数都有规定，一般是由上而下递减；其他作家或列单节，或分组共享单节，如是等等。数量庞大的文学史，无非是作家权力分配的清单，成为外部政治权力的文学镜像。另一方面，由于外部历史逻辑框架的制约，国内大多数文学史是文学事件的时间顺序的罗列，作家及作品的美学风格上的差异和美学价值上的优劣，则被忽略。文学史写作者往往既缺乏合理的文学观，也缺乏完整的历史观。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制造了一种既没有文学也没有史的“文学史”。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一批新锐文学史家不满这种文学史框架，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试图解决文学史自身叙事逻辑的问题；但至今大多停留在可能性探讨和部分问题的解决方面，整体性的文学史叙事模式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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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深圳晚报 2008年11月18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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