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太武帝始光四年（427年）十二月，行幸中山，免除沿途所经各地田租的一半。太延三年（437年）二月，出行至幽州、上谷，还至代，“所过复田租之半”。文成帝和平四年（463年），“十月，以定、相二州陨霜杀稼，免民田租”。随后不久，北魏与刘宋战于吕梁（徐州东）。《魏书》卷50记尉元建议，船运冀、相、济、兖四州粟至彭城救灾。《魏书》卷7上记太和七年（483年）三月，“以冀、定二州民饥，诏郡县以粥于路以食之，”“六月，定州上言，为粥给饥人，所活九十四万七千余口”，“九月，冀州上言，为粥给饥民，所活七十五万一千七百余口”。太和九年八月诏：“数州灾水，饥馑荐臻，至有卖鬻男女者，……今自太和六年以来，买定、冀、幽、相四州饥民良口者尽还所亲，虽娉为妻妾，遇之非理，情不乐者亦离之。”上述诸事例表明，北魏统治下的河北平原旱作农业是在持续生产，税收既重，遇上灾年，民众被迫卖儿鬻女，官府熬粥济饥，只能短暂维持残生。太和十四年（490年），首都平城旱灾。《魏书》卷54载高闾上言：“关外诸方，禾稼仍茂，”建议运幽、安（河北隆化）、定、并四州租可度凶年，这些充分说明，冀北地域秋粮生产颇为不少。

那时候，不能指望北魏统治者充分重视农作。《魏书》卷28《古弼传》记太武帝时，“上谷民上书，言苑囿过度，民无田业，乞减大半，以赐贫人”。显示大批良田被圈占为牧地。联系《高允传》记太武帝时“多禁封良田”，足以看出河北等地农田多荒废为牧地的现实。

北魏进攻中山时，军粮缺乏，崔逞建议取桑椹助粮，使军士去林野收椹。以桑椹当粮已屡见于魏晋之世。《魏书》卷57记魏孝庄帝时，赵郡太守崔孝暐以郡内荒残，生产破坏，“郡内无牛，教其人种”。“夏椹大熟，孝暐劝民多收之”。《齐民要术》卷5《种桑柘》篇云：“今自河以北，大家收百石，少者尚数十斛。故杜（洛周）、葛（荣）乱后，饥馑荐臻，唯仰以全躯命，数州之内，民死而生者，乾椹之力也。”魏晋北朝时期，盛行以桑椹充粮，正表明这一期间农业生产衰败非常严重。

桑椹众多，反映平原大地栽桑很不少，民间丝织品增多。《魏书·食货志》记孝文帝时，“所调各随其土所出”，具体指明冀、定、相、洛、豫、怀、兖、徐、青、齐、济等十九州，“贡绵绢及丝”，说明黄淮海地区是桑蚕重要产地。曾在南北朝生活的颜之推深有感触地说：“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河北妇人，织纴组紃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注：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1《治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北魏后期，粮食匮乏的赵郡，“斗粟乃至数缣”，亦可反映河北丝织物很盛。

《魏书·食货志》又记幽（北京）、平（河北迁安东）、安（河北隆平）州和燕州之上谷郡（北京延庆）、广宁郡（河北涿鹿）等地以麻布充税。这些地区天寒，种桑少，植麻多。北魏初，幽州刺史张兖“劝课农桑，百姓安之”，说明幽州某些地域桑麻并植。《魏书》卷47记卢道将在宣武帝时为燕郡太守，“敦课农桑，垦田多倍”。那已是粮桑并举了。

需要指出，北朝在河北已重视水利。孝明帝时，裴延儁任幽州刺史，“时水旱不调，民多饥馁”。他亲自相度水形，重修汉、魏以来长期存在但废毁多时的范阳郡旧督亢渠和渔阳郡的故戾陵诸堰，“溉田百万余亩，为利十倍，百姓至今（北齐时）赖之”。（注：《魏书》卷69《裴延儁传》。《北史》卷37。按，《北齐书》卷22《卢文伟传》载文伟向裴延儁建议按旧迹修督亢陂，“溉田万顷，民赖其利”。溉田万顷与百余万亩，记事一致，那么，戾陵诸堰修复又该如何呢？是否其成效不显著呢？《水经注》卷12巨马水条，郦道元称，六世祖自涿迁至郦亭沟，“督亢地在涿郡，……沆泽之无水，斥卤之谓也”。）战国秦汉时的督亢旧陂，经过修复，在魏、齐时发挥了重大灌溉效益。《隋书》卷24《食货志》记北齐皇建中（560～561年）“平州（河北迁安北）刺史嵇晔建议，开幽州督亢旧陂，长城左右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看来，督亢泽因缺水变为斥卤，魏齐修复水利，于其附近推行屯田，因其所宜，陆地种粟，水田种稻，充分利用了水力。幽州产稻应是汉魏以来当地旧传统的沿袭。河清三年令，缘边兴建屯田，置都使子使统领，它主要是在北方边地垦种。

东魏末，范阳人祖鸿勋去官还乡，在涿县西之雕山置山庄，“良田数顷，遭乱荒废，今复经始，……首载萌蒲，身衣襏缊，出艺粱稻，归奉慈亲”，“园中桃李，杂椿柏而葱茜”。私人田庄中种粱（粟）稻，亦必存在良好水利设施。另一范阳涿人卢义伟家有存粮数万石，货放与民，本人乐于麦饭蔬食。显示他家的田地乃是旱种麦粟。北齐时，突厥连年扰边，幽州刺史斛律羡在边境设障戍五十余所，“又导高梁水，北合易京，东会于潞（通州），因以灌田，边储岁积，转漕用省，公私获利”。（注：《北齐书》卷45《祖鸿勋传》。《北史》卷30《卢义伟传》；又卷54《斛律羡传》。参《水经注》卷11《易水注》。又卷14《鲍丘水位》。）雨水缺少的幽州，大力设法利用水流灌溉，曹魏时，刘靖修广房陵堨，成果卓著，至北朝末年，斛律羡又努力疏导水源，以便确保农田收入。

鉴于幽州大地长期地广人稀，因此，魏、齐政府很注意从外地徙民入幽，如北魏战败北燕，自辽东“徙其三万余户于幽州”。北齐文宣帝将冀、定、瀛等地无田人迁于幽州宽乡，河清令规定在缘边堪垦食地创置屯田。这些措施颇有利于幽荒地的开发。

幽州以南的冀州境域，汉代以来，经济较为发达。北魏时，已增值为冀、定、相、瀛等州。北魏战败后燕，在中山（定州）置行台，增置军府，强化统治。还大力笼络河北大族范阳卢、博陵崔、赵郡李、河间邢、渤海高、广平游氏等，以加强胡汉贵族的联合统治。

其时，南朝正是宋文帝盛世，侍中谢灵运力主用兵河北，他说：“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冀州口数，百万有余，田赋之沃，著自贡典。……桑麻蔽野，强富之实。……河北悉是旧户，差无杂人。”宋青州刺史刘兴祖也建议北伐河北：“河南阻饥，野无所掠，……宜长驱中山，据其关要，冀州已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熟，资因为易。”（注：《宋书》卷67《谢灵运传》，又卷95《索虏传》。）可见政敌们也深知冀州是人口众多的富饶之区，企望夺取。魏太武帝得知刘宋兴兵，下令在冀、定、相三州造船，并在邺地加强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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