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汉书·五行志一》记永建四年（129年）和六年，“冀州淫雨伤稼”。《后汉书》卷6记阳嘉元年（132年）二月，“冀部比年水潦，民食不赡”。汉代海河平原地区淫雨频频成灾，与排水不畅相关。西汉末，汴河决败六十余年，有人认为河水入汴，“幽、冀蒙利”，而“兖豫之人，多被水患”，从而出现了“议者不同，南北异论”。明帝时重修汴渠，“河、汴分流，复其旧迹”，且将“滨渠下田，赋与贫人”耕作，（注：《后汉书》卷5《明帝纪》水平十三年（70年）四月。）农田水患暂得以缓解。

海河平原沿海地域地势更低，极易出现海水倒灌，严重妨碍农作。鸿嘉四年（前17年）“秋，渤海、清河河溢，被灾者振贷之”。永康元年（167年）八月，“渤海海溢，……家皆被害者，悉为收敛”。（注：《汉书》卷10《成帝纪》。《后汉书》卷7《桓帝纪》。）低洼地排水困难。加以河水泛滥，海水倒灌，沿海诸地自难正常进行粮食生产。

那时，冀州等地生产条件较差，又有严重自然灾害，大批民众被迫流亡。武帝诏称，渤海等郡受灾，“民饿死于道路，二千石不预虑其难，使至于此”。地方当局对民困应负重大责任。安帝永初二年（108年）二月，派使往“冀、兖二州，禀贷流民”。延光二年（123年）六月，“遣侍御史分行青、冀二州，督录盗贼”。冀州巨鹿人张角等历经十余年努力，连结幽、冀、青、徐、兖、豫等八州苦难民众，掀起震惊全国的黄巾大起义。皇甫嵩蛮横镇压义军后，出任冀州牧，“奏请冀州一年田租，以赡饥民。”（注：《汉书》卷6《武帝纪》；又卷74《魏相传》。《后汉书》卷5《安帝纪》；卷71《皇甫嵩传》。）特别提及冀州租，很值得注意。随后，《朱儁传》记常山人张燕与中山、常山、赵郡、河内贫苦大众联合，众至百万，称为黑山军，“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河北大地先后涌现的黄巾与黑山军，充分反映所在大众生活困厄与生产方面的落后。

常山郡置于流初，位于太行山东侧较高地带，治今河北元氏县。汉同姓诸侯赵国据有其地。七国之乱时，镇守邯郸的赵王遂败亡，其地遂为汉朝廷所有。邯郸在汉代仍保有先秦以来的重要地位，（注：《汉书》卷28下《地理志》：“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史记》卷129《货殖传》：“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汉书》卷30《艺文志》：“蔡癸一篇，宣帝时，以言便宜至弘农太守。”注引刘向《别录》云：邯郸人。）郡所辖蒲晋县、都乡县均置有铁官。章帝元和元年（84年），鲁丕任赵相，任职六年，迁东郡（河南濮阳南）太守。“丕在二郡，为人修通溉灌，百姓殷富”。发展农田水利，自是促进生产发展。巨鹿郡（河北柏乡东北）民困增剧，纷纷逃荒。安帝时，樊准任太守，“课督农桑，广施方略，期年间，谷粟丰贱数十倍”。（注：《汉书》卷28上《地理志》；又卷《高帝纪》。《后汉书》卷25《鲁丕传》；又卷32《樊淮传》。）这些事例揭示海河平原西侧较高地域的农作，远比濒海低洼地域发达。

《地理志》记中山国为故国，地薄。纪、传等亦未见中山的农业状况。《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下册收有铁钁、斧、凿等生产工具，仍不见有铁犁。大概在西汉时，当地仍保持战国晚期遗风。中山以东的河间国，是故赵国地，西汉时为“国”或“郡”，和帝永元二年（90年），分乐成（信都）、涿郡、渤海为河间国，以封河间王刘开，也未见有具体农作记载，在当时生产技术状况下，低洼易涝地很难开拓，不可能出现良好收成。

冀南、豫北及其相邻山西部分地是战国时魏国地，魏文侯任用李悝、西门豹等推行改革，社会面貌一新。司马迁说：“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注：《史记》卷74《荀卿传》；又卷129《货殖传》：“魏文侯时，李克尽地力。”又卷30《平淮书》：“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显示李克、李悝为同一人。）《汉书·食货志》录其农作规划，一家五口治田百亩，亩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乃是全家衣食和解决病困以及赋敛等开支的根本。官府严重关切岁收丰歉，善于运用价格杠杆实施平籴与出粜，取有余以补不足，使农户不至轻易贫困破产。他的谋划付诸实施，魏国由是富强。

《史记》卷44《魏世家》云：“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卷29《河渠书》记“西门豹引漳水灌邺，以富魏之河内”。卷126《滑稽列传》载邺令西门豹“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良田，田皆溉，……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给足食”，由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注：《太平御览》卷75《地部·渠》引《邺城故事》曰：“西门豹为令，造十二渠，决漳水以溉民田，因是户口丰饶，今渠一名安泽陂是也。”《邺城故事》未知何时何人所作，《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列有《邺城故事》，亦未署作者姓名。）

然而，上述记事却出现了非议。《汉书》卷29《沟洫志》记史起对魏文侯曾孙襄王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遂引泽水灌邺，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梁。”谨查《沟洫志》文字乃是简单节录《吕氏春秋》卷16《先识览·乐成篇》，司马迁必然看过它，但未予重视，或者说是不相信。另一位和《汉书》作者班固同时代人王充撰《论衡》卷2《本性》云：“魏之行田百亩，邺独二百，西门豹灌以漳水，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钟。”可证西门豹引漳灌邺不能轻率否定。看来，史起后为邺今，亦有业绩。西晋左思《魏都赋》云：“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如此认识，似乎比较公允。《水经注》卷10《浊漳水》记：“昔魏文侯以西门豹为邺令也，引漳以溉邺，民赖其用。其后至魏襄王，以史起为邺令，又堰漳水，以灌邺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元和郡县志》卷16也都是将西门豹、史起并提。《册府元龟》卷678《兴利》记五代时磁州水田，亦云：“西门豹、史起所理漳滏十二澄之遗迹。”如此叙述，都很正确。

水渠使用要常加检修，以利充分发挥效益。《后汉书》卷5　记元初二年（115年）正月，“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二月，诏令河内（河南武陟南）、赵国（河北邯郸）等地，“各修理旧渠，通利水运，以溉公私田畴”。由此可见，邺城、魏郡等地的农田水利工程自战国以至东汉，长期备受重视，因此，水田和旱地种植业都很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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