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阳在西汉置有盐铁官，两汉之际，渔阳太守彭宠利用盐铁贸易，收购粮食，屯积珠宝，进而积兵反汉。幽州牧朱浮上疏云：“今秋稼已熟，复为渔阳所掠。”诏书答称：“今度此反虏，势无久全，……今军资未充，故须后麦耳。”秋稼与夏麦并举，秋稼当是指稻或粟。光武帝准备亲征彭宠，大司徒伏湛上疏说：“渔阳之地，逼接北狄，……今所过县邑，尤为困乏，种麦之家多在城郭，闻官兵至，当已收之，……渔阳已东，本备边塞，地接外虏，贡税微薄，安平之时，尚资内郡，现今荒耗，岂足先图。”（注：《后汉书》卷12《彭宠传》；又卷33《朱浮传》；又卷26《伏湛传》。）幽州所产粮食颇难满足当地消费，直至汉末仍大体如此。同书卷73《刘虞传》记灵帝时，“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给足之”，便可揣测当地生产水平不高。

建武五年（29年），接受匈奴资助的彭宠被汉军彻底击败了。渔阳太守敦伋严惩凶狠奸猾的渠帅，整顿兵马，匈奴不敢入塞扰乱，“民得安业，在职五年，户口增倍”。社会安定了，生产得到了发展，张堪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在渔阳发展稻、麦种植的。章帝时，李恂出使幽州，“慰抚北狄，所过皆图写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悉封奏上”，大受朝廷嘉奖。（注：《后汉书》卷31《敦伋传》；又卷51《李恂传》。）由此看来，东汉在幽州置有屯田，藉以巩固边防，有助于推动当地生产发展。

汉灵帝以来，乌桓、鲜卑相继侵扰幽、冀、青、徐诸州。熹平六年（177年）秋，护乌桓校尉夏育疏称：“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发，请征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其议未被采纳。不久，刘虞出任幽州牧，“虞到蓟，罢省屯兵，务广恩信，劝督农植（桑），开上谷（河北怀来）胡市之利，通渔阳（北京密云）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归虞者百余万口，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注：《后汉书》卷73《刘虞传》；又卷90《乌桓鲜卑传》，《通鉴》卷59初平元年（190年）四月，“农植”作“农桑”。）看来，幽州农业生产在汉末曾短暂颇有成就，容纳来自山东的新增流民百余万，而粮价低廉，应是粮食增多的体现。

在权力争夺中，公孙瓒擒杀刘虞，尽有幽州。不久，袁绍与刘虞余部协同作战，击败公孙瓒于鲍丘（潮河流经渔阳境），瓒退保易京（河北雄县），“开置屯田，稍得自支”，积谷达三百万斛。《太平御览》卷35《凶荒》引《英雄记》云：汉末，“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民人始知采稆，以桑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公孙伯圭开置屯田，稍得自供给”。由此很可以看出，幽州大地生产很不稳定，粮食收入远非丰富。

涿郡（涿州市），汉初始置，两汉地志均未记当地产铁设置铁官事。《汉书·五行志》记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涿郡铁官铸铁时出了事故，显示涿郡冶铁业颇有一定基础。《后汉书》卷4　记永元十五年（102年）七月，“复置涿郡故安铁官”。是知东汉仍在涿郡继续冶铸。生产铁农具必是铁冶的重要任务之一。

涿郡太守严延年在汉宣帝时，果断地诛杀了当地大姓东西高氏，清除了社会毒瘤，郡内由是相对安宁，有利社会生产正常进行。汉和帝时，中山王刘焉亡故，征发涿郡与巨鹿、常山等地的黄杨杂木为冢墓，从侧面反映所在尚是杂树交错，垦植有限。《汉书·地理志》称，“上谷（怀来）至辽东（辽阳），地广民稀，数被胡寇”。它正是幽州的境域。

渤海郡位居渤海之滨，两汉时分隶幽州与冀州，其南半部是先秦时齐国旧地，为地势低平的贫困区，汉民不时进行武装反叛。《汉书》卷89记宣帝时，龚遂为郡守，严格区分“盗贼”界限。下令属县不要盲目拘捕反叛者，“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自此郡内迅速安定。他还注意到当地风俗好奢侈，不重视农作，乃率自俭朴，劝民重视农桑，规定每人种一株榆树，一百棵薤，五十棵葱，一块地韭菜，每家养母猪二只，鸡五只，鼓励民户卖剑买牛，从事农作，“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遂使种植业与养殖业很好地结合，增进了郡内社会安定与生产发展。

《地理志》称幽州“有鱼、盐、枣、栗之饶”。它包含了水产与山林产品。《货殖传》说“燕秦千树栗”，很看重林产乾果。种桑多，桑葚不少，用以救荒充饥，也丰富了人们的食品。

冀州地处幽州以南，颜师古说：“两河间曰冀州。冀州，尧所都，故禹治水自冀州始。”（注：《汉书》卷28上。）因地势低洼，水流横行，故须优先治理。通读两汉史册，很难见冀州诸郡有农作记录。从《王子侯表》、《功臣表》中，不难发现幽、冀二州不少郡县常被赐封给王室与功臣，例如汉初右丞相郦商食邑涿郡五千户。汉光武帝子刘辅封中山王，食常山郡，如此等等。《后汉书》卷29《郅寿传》云：“冀部属郡，多封诸王，宴客放纵，类不检节。”在自然环境不够好的前提下，诸王侯食邑制必不可能促使该地生产形势迅速好转。

幽、冀二州低洼平原区排水不畅，滨海地域尤为严重，且多盐渍土。司马迁说：“今天子（汉武帝）元光之中（前132年），河决于瓠子（河南濮阳西南），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塞之，辄复坏。……自河决瓠子二十余岁，岁因数不登。”（注：《史记》卷29《河渠书》。《汉书》卷29《沟洫志》。参《汉书》卷6《武帝纪》，元光三年（前133年）条。）河决水泛，影响了不少地方几十年的种植业。《盐铁论》卷10《申韩》记御史大夫言及河决之害，“菑梁、楚，破曹、卫，城郭坏沮，稸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令孤寡无所依，老弱无所归”。类似情况，《汉书·沟洫志》记成帝、哀帝时还曾数次发生，“灌县邑三十一，败官亭民舍四万余所”。《汉书》卷10记鸿嘉四年（前17年）正月诏，“农民失业，怨恨者众，……青、幽、冀部尤剧”。面对河水灾害，《沟洫志》记贾让在哀帝时提出了治河的上、中、上三策，主张将旱、涝、盐碱进行综合治理。他所提中策云：“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旱则开东方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注：《汉书》卷29。）所言虽系揣测，但有一定依据。以淡水冲洗卤土，很有利种植粮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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