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海河平原农牧业生产源远流长,先秦时期即足以与关中、蜀中之“天府”相埒,秦汉时期,政局稳定,地方政府组织民众开垦出不少荒地,农业经济得以长足发展,为后代的继续提高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河淮间已沦为战场,曹魏、北朝政府尤其重视海河平原农业经济以对抗南方政权,从而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继续得到发展。
海河平原位于华北大平原北部,北倚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东临大海,西以太行、王屋山与山西高原为界,南以黄河毗连黄淮平原。包括今北京、天津与河北省大部(冀北山地、张北高原除外),山东省黄河以西以及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地区。海河及其五大支流白河(潮白河)、永定河(桑乾河)、大清河(唐河)、滹沱河(子牙河)、大运河(卫河),有如扇状流贯其间,地势低洼,故称之为海河平原区或河北平原区。
一、秦汉时期
秦汉以前,海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已是源远流长。战国时,燕、赵、中山等国建国于此区。北方的燕国,原是西周初年所封召公于北燕。《史记》卷34说是“燕国殷富”,而北邻胡人。司马迁说:“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苏秦对燕文侯说:“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注:《战国策》卷29《燕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史记》卷69《苏秦传》作“车六百乘,粟支数年”,其余文字与《战国策》同。)它表明燕地盛产马匹,林野极富枣栗等乾果,旱地种粟,显示农林牧业全面发展,因而能抗衡六国,与关中、蜀中同样拥有“天府”之称。
1964年,燕下都(河北易县)第22号遗址出土不少铁制生产工具,如钁、锄、镰、斧、刀等等。旧燕国境内多处还出土了铁制农具。(注:陈应祺:《燕下都第22号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5年第11期。石永土:《战国时燕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很可以推知燕国农业生产颇有较高水平,才能使“燕国殷富”。
《史记》卷34《燕召公世家》记燕国末年,太子丹养壮士,“使荆轲献督亢地图于秦,因袭刺秦王”。督亢乃今河北涿州、固安、安新、雄县地。《续汉书·郡国志五》涿郡条注引刘向《别录》云:“督亢,膏腴之地。”《史记》卷34《索隐》云:“督亢之田在燕东,甚良沃。”可见督亢是燕国重要农作区。直至后世,人们仍屡屡提及,且循旧迹修渠以溉田。
《史记》卷129《货殖传》称:“燕代田畜而事蚕。”燕地畜牧滋盛,是本地最有名的马产地,遂使燕国拥有众多骑兵。燕地植桑养蚕,为此后河北地区历代盛产丝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山国位于燕国之南,实力不及燕。《战国策》卷33记其事于全书之末卷,“中山与燕、赵为王,齐闭关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万乘之国也;中山,千乘之国也,何侔名于我”!因而《史记·货殖传》称:“中山地薄人众。”它常与赵国交战,最终灭于赵。学者从河北灵寿遗址所出中山国的铜铁器和陶范进行研究,揭示中山国前期主持政务的鲜虞族是以牲畜为其立国的经济基础,并兼营农业。至中山国后期,迁都灵寿。当地出土的钁、铲、锄、镰等生产工具,用以翻土、中耕和收割,迄今未见有有犁具出土,表明其生产较为落后。(注:陈应祺:《初论战国中山国农业发展状况》,《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
赵国立国于海河平原南面,《战国策》卷3记张仪对秦王说:“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建都邯郸,在战国诸雄中,位于魏之北,燕之南,韩之东,齐之西,居民兼诸国之民,故称“杂民”。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取得重大成功的范例,在历史上是很著名的。赵灭中山后,兼有其地。《汉书·地理志》云:“赵、中山,地薄人众。”说明赵国生产也不兴旺。史称“赵之田部吏”赵奢,向平原君赵胜家收租时,杀其用事者九人,以此威望大增,“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其后,赵奢子括将赵王所赐金帛,“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名医扁鹊给赵简子治好病,“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注:《史记》卷81《廉蔺列传》;又卷43《赵世家》,又记“敬侯元年(前386年)……赵始都邯郸”。《汉书》卷28下《地理志》:“自赵夙后九世称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郸,至曾孙武灵王称王,五世为秦所灭。”)对田地的垂涎,自是农作受到重视的曲折反映。《史记》卷69记苏秦对赵肃侯说:“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燕固弱国,不足畏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赵,然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何也?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秦无韩、魏之规,则祸必中于赵矣。”由此可知,建国于河北南部兼有山西部分地域的赵国是农(粟)牧(马)业很盛。赵主被苏秦说服后,以重礼约会诸侯,礼品中包括了“锦绣千纯”,反映赵地桑蚕丝织业已颇有名。
秦汉大一统期间,河北大地分置幽、冀二州。幽州在北,不时面临塞外匈奴、鲜卑、乌桓的扰乱,杀掠相寻,边防任务很重。《史记》卷60《三王世家》云:“燕土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虑。”嵴薄有草地颇宜牧畜。《周官·职方》记幽州“畜宜四扰(马牛羊豕)”。《禹贡》记九州地域,虽难与汉制等同,大体轮廓应为近似。先秦时,《左传》记“冀之北土,马之所出”。汉灵帝时,蔡邕疏称,“幽冀旧壤,铠马所出”。(注:《后汉书》卷74下《袁绍·刘表传赞》注引;又卷60下《蔡邕传》注引。)说明河北北部确以产马驰名。
两汉之际,《后汉书》卷18《吴汉传》记南阳宛人吴汉“亡命至渔阳,资用乏,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他对渔阳太守彭宠说:“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与此同时,耿弇对刘秀说:“发此两郡(渔阳、上谷)控弦万骑,”可轻易击败割据邯郸的王郎。凡此皆可概见冀北产马众多。灵帝光和四年(181年)“正月,初置騄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朝廷征调全国各地马匹,自是优先从产地挑选,豪右们藉此垄断价格牟利,概无例外包括河北产马区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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