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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长江牛下游的东南区与荆楚区，是汉代荆州、扬州所在。西汉时，荆、扬同属不发达地区，火耕水耨，民食稻鱼，而无多少积聚。汉代以后，这两区的开发相当迅速。总的趋势是自北而南，逐渐推进。其中吴越平原的发展速度尤为突出。其它如江淮平原、江南丘陵、闽浙丘陵以及长江中游的荆楚地区，开发也都比较迅速。至唐代盛世，荆、扬地区经济，首先是农业生产，已可与发达的华北大地相匹敌。稻作为主，麦作也逐渐增多。丘陵和山地还旱种粟、黍、豆，但在种植业中始终都不占重要地位。自汉至唐，荆、扬地区的桑蚕业，在全国也不占重要地位，居民主要种麻，例以麻布交税。自六朝至唐、宋，茶叶生产长期居全国第一位。
位于亚热带的粤、桂、琼区，地处五岭以南，常年高温多雨，夏长冬暖，久为百越族人所居。秦至西汉时征服其地，建置郡县。它比长江中下游地区生产更为落后，汉代尚处于开发初创时期。广州附近的珠江三角洲开拓较早，赵佗即以南海郡为基地建国，汉朝因其旧俗以治。自汉至六朝时，长期火耕水耨，稻作为主。隋代统治岭南，在广州、桂州分设总管治理。隋末和唐末的社会大动乱期间，大批人士流徙岭南，加速了岭南的开发。唐政府对夷僚减半征税，已和汉代免征夷僚税不同。夷僚比汉人征税少，显示汉、僚劳动生产率大有差异。岭南西部的生产又远比岭东落后。唐在岭西设置大量羁縻州，由诸族酋豪自治。由于气温条件优越，岭南种稻，颇能一岁再熟。唐代海南岛甚至在稻作两熟外，还可在冬春种粟一次。唐末，刘氏在岭南建南汉国，二税外，新创丁税（钱、米），沿征及集市商税，很可看出岭南已非荒野未辟，生产是有了新发展。
巴蜀区位于长江上游，与秦岭以南的汉中同俗。秦汉之际，刘邦据汉中，足食足兵，由是得以出关击楚。自汉至唐、汉中地区以种稻为主，兼有旱作。它的开发是自西而东，东部商洛山区生产长期滞后。四川盆地大致是先秦时巴、蜀二国故地，蜀在西，巴在东。西部蜀地成都平原，李冰修建的都江堰以及若干分水渠道，使蜀中成为沃衍千里的天府之国。平原以外的山地、丘陵区，水利事业少，生产远比平原区落后。盆地东部，巴地多山，居民多为蛮（僚）夷，山地多刀耕火种，旱作为重，有水源处亦多种稻。巴蜀各地广泛种麻，蜀中盛产桑蚕。巴蜀产茶著名。南方果品荔支、柑桔、甘蔗等亦为巴蜀所产。
云员高原地形是西高东低，汉代已置有郡县。当地畜牧甚盛，而农作尚不知牛耕，也很少用铁，农牧并行。夜郎国烊柯人能耕田（畲田），多雨撩，耕作原始。西汉通西南夷道以后，募集豪民去夷地耕垦，迄于汉末，未见多大成效。贵州居民多夷蛮，六朝以来，部分蛮民日趋汉化，出山耕作，在深山者仍不编户。地域开拓有所增大，正在逐步缓慢地向高原腹地推进。唐朝在高原设置了不少羁縻州，还开山洞、开山僚、开南蛮，新置若干州县，发展低水平的生产。长期不为人知的辽阔黔南内地，唐代出现了每岁一易的畲田耕作。云南高原的居民族别众多，生产生活习俗彼此差异极大。南诏统一云南高原后，大力发展农业，滇池、洱海地区广泛使用牛耕，出现稻（大）麦复种耕作制。另有不少蛮人居住地区，生产落后，甚或射猎为生。滇西峡谷区更是非常落后的地域。
包括青海、西藏和四川西部（川西高原）在内的青藏高原，是国内生产最落后的高寒山区。除青海东北湟河谷地在汉代已有所垦殖而外，汉代羌人、六朝时吐谷浑、唐代党项人所据青海高原；牧畜为生，罕有农作。西藏高原在唐以前，几无汉文献记录。川西高原腹地也是荒无人烟，仅在距离成都平原较近的高原边缘地区，汉代记有游牧为生的民族杂居。六朝诸政权无一深入至川西高原内地。唐代在茂、雅、松州都督府下分别统辖不少羁縻州，诸族民众例皆游牧为生。韦皋在唐德宗时任职剑南西川，曾对岷江上游西山八国羌人“给以种粮耕牛”，促使他们从事农作。吐蕃在唐初崛兴于西藏高原，境内盛行游牧，也种植青稞、豆、荞麦，是以畜牧为主兼有少量农作的国家。在它强盛时，于其征服区内，大力推行畜牧，但并没有完全毁弃农作种植。
河西、西域区，在地形上二者并不一致，但都是西汉武帝以后才为内地人们知道的新地区，并成为汉、晋、唐时期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武帝战败匈奴，在河西新置四郡，逐步将原有牧地部分改变为农田或半农半牧区。西域是张骞凿空后的新区，它是我国仅次于蒙古高原的著名畜牧业基地。天山南北有着良好的天然牧场，北路的游牧业很盛，其民居无定所。南路居民较早从事种植，农牧并存。汉代匈奴、鲜卑、六朝时的柔然、高车、突阙，都曾雄据西域，他们的游牧生活习俗对西域原居民带来重大影响。西域地区的畜牧业长期持续发展。北朝后期，天山北路居民开始有了少量农作。天山以南诸国，汉代以来，比较重视种植。至迟在西晋时，鄯善国所在地区已明确推行牛耕，反映种植业的长足进步。各地绿洲所种粮食种类，除内地的黍、粟、麦、豆而外，还有华北平原罕有的青稞（麦）、（黍）。北朝以至唐代，低洼高温的高昌地区，甚至还出现了谷麦一岁再熟特有的复种制。
蒙古高原水草丰美，是我国最有名的牧区。匈奴族人最早生活其间，食肉饮乳衣皮。养育大型牲畜；并通过与汉朝互市，输其牲畜于内地。汉武帝以后，先后生活在塞外的诸少数族人，不再是长期单一的游牧射猎为生，而是诸族都有着少量种植。高原南部边缘有不少汉人居住，他们并没有因战乱而彻底废弃农作。生活在高原大地的各族人民都以畜牧为重，即使在宜农区也通常是半农半牧，既不是长期存在单一的畜牧经济，更不存在单一的农业经济。
榆关以外的辽东、辽西，秦已置郡。广大东北平原在汉代已与内地有了较密切联系。生活在东北的诸族人民都能因地制宜，于林草地带，从事狩猎游牧，在平原进行原始种植。经过漫长的历程，大致自南而北，农业开拓日趋成熟。农作逐渐使用铁农具与耕牛，促使种植业发展加快。长期隶属中原政权的辽东、辽西，屡遭崛兴于东北的诸族南下侵扰，牧畜业一度居于重要地位。东北居民从事种植的方式，大致如同关内。隋唐时，在今吉林东部所种粮豆相当出色，卢城种稻成功，在东北是史无前例，但在平原北面三江低洼地域以及吉林西北地区直至唐宋之际，仍盛行渔猎游牧为主。
往事越千年，知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综观自汉至唐千余年间，全国各地区农业经济的面貌，前后变化真大。最先繁荣发达的黄土高原农业，逐渐由黄淮海平原所取代。经六朝至唐，原来非常后进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竞相崛起，逐渐与华北富庶相抗衡，经唐至宋，竟取而代之。时至今日，秦汉时期号称发达的黄土高原所属陇东及关中平原，已成为西部不发达的区域，河西、西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四川盆地诸地的农牧业生产，自汉、晋、唐以迄近现代，更是始终处于较为后进状态。其中虽有关中平原、成都平原较发达的农业，长期是闪耀的亮点，但相对偌大陕西高原与四川盆地而言，毕竟不成大局。全国只能统筹兼顾，因地制宜，注重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才能逐步走向共同繁荣富裕。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05期，第4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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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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