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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历代单位面积产量，已有不少学者为此作了努力。笔者在20多年前，与友人合撰古代粮食生产论文时，也曾简要地推算出诸王朝的粮食单产。近十多年来，我分别拜读了多篇论述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代、宋代的粮食单产的专题论文，互相比较，具体数字虽有参差，同样都是依据各自掌握少量历史资料作技术的简单处理所得出的相应结论。现在看来，包括我们自己以往的计算在内，都是说服力差，实难令人信服。辽阔的农业大国，各地开发程度大不相同，南方与北方，水田与旱地，大亩与小亩，使用生产工具的不同，政治的良否，自然灾害的程度，一句话，生产发展很不平衡，差异太多太大。耕作制度的改革，间作复种之产生，该如何切实具体评估呢？前些年，有些论文盛赞唐代江南麦复种制的成就，按其所列标准，岂仅唐代为然。《晋书·食货志》载太兴元年（318年）诏：“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于以周济，所益甚大。……其后频年，麦虽有旱蝗，而为益犹多。”东晋时，扬州包括了江南广大地区。江南原是水稻区，今又推广种麦成功，有益新故之交的周济，岂不是早在唐以前，就已存在稻麦两熟制了呢？《晋书》卷27《五行志》记“大兴二年，吴郡、吴兴、东阳无麦、禾，大饥”。江南地区的麦禾正是指稻麦。再往上追溯，东汉张平子《南都赋》记南阳地区，“其水则开窦洒流，浸彼稻田，冬徐夏穱，随时代熟”。注释家云，徐为稻，穱为麦。似是南阳盆地所在，东汉时已进行稻麦复种。更有甚者，《周礼注疏》卷36《秋官薙氏》郑司农注：“今俗间谓麦下为夷下，言芟夷其麦，以其下种禾豆也。”司农郑众，河南开封人，汉章帝初为大司农，卒官。（注：《后汉书》卷24《郑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25～126页。以下诸正史不再注版本。）北人所称禾、豆是指粟、豆，皆秋收作物。如其言，早在东汉前期，黄淮平原大地也已存在麦禾（粟豆）复种。另外，历代存在若干高产量的记载，似不应一概不予理会。诸如此类事实，在计算粮食单产前应作怎样的评估呢？对农业经济作计量研究，确很必要，也非常有用。面对众多歧异的历史资料，如何进行认真细致的工作，自宜格外慎重。如果仅凭法定度量衡制度，十分简易地推算出的单产成果，该如何经受历史的检验呢？鉴于我发自内心的彷徨，拙稿只好对此付之阙如。
第八、关于农牧关系。我国古代，种植业与畜牧业长期相辅相成，种植业由上古时的采集业缓慢发展而成，畜牧业是上古渔猎经济的继续发展。我国长时期并不存在单一的种植业农业经济。关中西安半坡遗址发掘表明，上古人民虽已种粟，仍喂养猪狗，捕鱼打猎。地处西隆陲的秦国，《史记·秦本纪》记其祖先”非子居犬丘（陕西兴平市）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文公三年（前763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陕西眉县）之会，……即营邑之”。显示在此之前，秦国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王国雄说：“秦之祖先，起于戎狄，……其未逾陇以前，殆与诸戎无异。”（注：《观堂集林》卷12《秦都邑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29页。）可见，很难说华夏族人从来是以农为生。《睡虎地云梦秦墓竹简》专设有厩苑律，汉九章律中有厩律，晋有厩牧律，北魏太和中有牧产律，隋唐至宋均有厩库律，说明历代官府很重视养畜业。《汉书·食货志》记武帝盛世，“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此后，自中原以至江淮大地，虽以种植业为主体，同时也饲养相当数量的家畜，民间以畜粪肥田，有利促进种植的发展，以肉供食，可以稳固农牧结合。
另一方面，祖国辽阔周边地区，特别是高原地带，有着天然丰富的草原。虽是多寒多风，却适宜畜牧。大致自战国以来，在祖国北部与西部，长期有着游牧民族生活栖息其间。草茂水丰，人口稀少，民随畜牧逐水草，“美草甘水则止，苴尽水竭则移”，畜群膘肥体壮，其人食肉饮酪，衣其皮毛，车马为家，靡有定所。牛马衔尾，群羊塞道。草原广阔，很少农作，研讨祖国农业生产，不能忽视这些周边广大地域的畜牧生产，必须如同内地农业生产一样给予同等关注。
当然。生产并非千古一律，它在不断发展变化，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创修长城时，基本上以它为农牧分界线，长城内以农业为重，塞外是少数族人活动地区。西域和西南、东北，不少草原地带也是重要牧区。历史实践表明，东汉以来，不少游牧民族相继内移，黄土高原自西而东很大部分地域成为半农半牧。北魏入主中原后，黄河以北海河平原的不少地方也成了牧场或半农半牧场地，可见牧业地域并非十分固定。我们还注意到，中原政权努力移民实边，或推行军事屯田，屯垦地域有时相当广，不少草原变为农田。加以官府为了安集逃散，鼓励流民垦荒，滥垦滥伐成风，促成牧业衰败。鉴于上述种种情况，探讨农牧业生产便不能拘泥最初的农牧分界线，只能本着宜农则农，宜牧则牧的原则进行处理。南方湿热，仍存在有适宜牧畜的草山草坡，虽无法与北方草原媲美，也不能完全抹煞其牧畜之用，而要作必要的相应处理。
二
分区讨论《汉晋唐时期农业》毕，有必要就此一千余年的农业发展作一概述。
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在我国是长期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黄土高原、黄淮海平原的中心区域均位于黄河流域，二区东西呼应，都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位居伯仲之间，黄土高原农牧业发展也许更早，又长期是历代首都所在，故列它为首章。周、秦、汉、唐时，黄土地是我国著名农产区，关中平原尤为突出。陕甘高原与“龙门碣石北”的晋北高原主要是牧区，兼有农作。高原干旱少雨，主要种植粟、黍；西汉中叶以后，才在关中推广种麦。高原内个别有水处，如陇东洮河、晋南运城地区，汉代已出现种稻。经六朝至唐，关中平原盛行轮作（粟、麦），稻田也有所增多。断言唐代关中农业不如西汉关中之盛的观点实难同意。河东在盛唐粮储丰富，显示了晋地生产有了重大发展。
黄淮海地区受季风影响，虽同处华北，雨量较黄土高原多，旱作黍、粟、豆而外，开始种麦的时间远比黄土高原早，数量也更多。殷周以来，黄淮海已是全国重要农区。汉晋唐时期的粮食生产长期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说经济重心在华北，主要便是就本区的经济实况立论。本区冀北盛行畜牧，可视为“龙门碣石北”的组成部分，但它所占地位实不如陕甘高原山西高原重要。鲁豫平原地势低洼，不少地方在战国秦汉时仍很难以进行农作。东汉以后，人们努力排涝耕作，北朝以至隋唐，又开始出现了在沿海修堤堰防海潮，藉以耕垦的新措施。汉唐间的黄淮海平原大地屡受战争破坏，一俟社会安定，生产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呈现波浪式前进是本地区的特点。在黄土高原主要产麻、麻布不同，本区盛产桑蚕，鲁豫平原所产，量多质好，在全国居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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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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