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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我国地域辽阔，秦和西汉时的农田水利，主要盛行于包括西域在内的华北地区。那时，江淮以南，虽然雨水充沛，尚未见兴建农田水利工程。东汉以来，淮南、江南才逐渐出现农田水利工程，努力发展陂塘水利灌溉，自此以至唐代盛世。全国南北不少地方出现众多的水利工程。《新唐书·地理志）备记诸州县水利，为其他历代史志所罕见。顾炎武《日知录》卷12《水利》，赞誉它“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可谓详而有体矣”。唐代水田的开发利用，远非汉代所能及。以《水部式》为代表的全国性水利管理法规为整个水利事业开创了新局面。元代王祯《农书》卷3《灌溉篇》云：“天下良田灌溉之利，大抵多古人之遗迹。”中古时期的唐人沿旧创新，成就斐然。
近二、三十年来，新出版了多部水利史著作。就笔者所见，大多是从水运着眼，农田水利的内容并不多。相比之下，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出版，该书篇幅不大，但从秦汉至明清时期的水利发展粗具眉目，且划分了经济区。至今仍值得重视。1990年出版的汪家伦、张芳著《中国农田水利史》，在序论而外，分六章（先秦、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扼要叙述了自上古以至清朝各个时期的农田水利的主要成就及其基本特点，着重从生产角度探索了水利对农业发展的巨大作用，并对某些重要工程的技术成就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它是迄今惟一完整叙述我国古代农田水利的专著。
第五、粮食作物品种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我与友人合撰《我国封建时代的粮食生产》一文，第一个标题便是“作物品种的变化”，指出上古所称“百谷”，主要指黍、稷、菽、麦、稻。黍是黄米，抗旱，早熟，易于栽培，自上古至两汉，常以黍为祭祀上品。唐代以后，因产量低，种植大为减少。稷通常指粟，但尚有异议。另外还有明、清时兴起的玉米、红苕，本书皆不论列。粟耐旱、耐储藏，在华北长期种植，直到唐、宋时，粟仍是法定交租的粮食品种。元人王桢《农书》说：“粟之于世，岂非为国之宝乎。”菽是豆，自战国以至六朝时，是重要粮食作物，唐宋以后，菽已退处经济作物行列。麦是夏熟作物，先秦载籍虽多提及，史前遗址中却较少发现，由是有人提出中国北方不是小麦的故乡。（注：参看罗琨《从先秦文献探索我国小麦的起源》，《中国史研究》1990年3期。）麦所需水分多于粟，而华北广大地区晚春缺雨。竺可桢说：“华北冀、鲁、豫三省年雨量变率甚大，如种小麦则四、五月值小麦需雨量最急之时，华北四、五月平均雨量已嫌不足，若降至平均以下，必遭歉收，所以若无灌溉设施，华北种麦是不适宜的。”（注：竺可桢《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地理学报》1964年1期，此转引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69年版，第162页。））由此看来，《周礼·职方》记雍州、冀州，谷宜黍稷，而不提种麦就不足为怪了。何炳棣说：“华北雨量集中夏季……土壤不易保持水分。秋、冬、春三季降水量较少，尤不适宜麦作，即使在雨量较多的黄土平原，多雨与少雨之年雨量相差很大。四季之间，雨量分配亦不均匀，故种麦亦有困难。”（注：何炳棣所称黄土平原，即是本稿所称黄淮海平原，而并非指黄土高原。）这些情况在发展水利灌溉的西汉以前可能适用。但我们注意到《吕氏春秋》卷4《孟夏纪》称，四月“无大田猎，农乃收麦”。同书卷8《仲秋纪》记，八月，“乃劝种麦，无或失时”，是知华北地区早已广泛种冬小麦。《汉书》卷24记董仲舒对武帝说，关中“俗不好种麦”，损生民之具，武帝“遣谒者劝种宿麦”。汜胜之即以在关中推广种麦而著名。也正是汉代，冬麦（宿麦）、春麦（旋麦）之分别，正式见于史册。东汉光武帝至安帝时，对粮食生产所发十几次诏书，其中九次涉及种麦，显示麦在粮食生产中的比重是在增长，这是随着农田水利的发展而发展的。汉代以后，江淮以南山地丘陵虽然种粟，生产成效远不如种麦。东晋元帝太兴元年（318年）诏，扬州“土宜三麦，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种”。宋文帝下令在南徐（镇江）、南兖（扬州）、南豫（和县）等地种麦，都相继取得重大成就。再往南，地患渍涝，种麦难有成就。自汉代以至近世，麦在华北和江淮间大量推广种植是和水利灌溉攸关，它促成了粮食品种的更新。水稻种植需要大量的水，同时需要高温，在我国夏季，南北各地温差小，只要有充分水源灌溉，北方有不少地方亦可种稻，这就是北方旱地农物区不时出现种稻丰收的缘由。（注：上注所引竺可桢论文说：“以我国各省区而论，1952年和1957年两年的稻米单位面积产量中，各省区平均最高产量并不在江南的两湖和江浙，而在日光辐射强大的陕西省。上海市的稻米单位面积产量不及天津和北京，天津市的水稻单位面临产量要高出上海的三分之一，可以推想夏季北方辐射能的强大胜于南方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另外，自上古至汉代，大豆和大麻子也是重要粮食作物。《汜胜之书》和北朝《齐民要术》尚列专篇讨论，唐代以后，它们已转化为经济作物了。
第六、农业科技问题。它是随着历代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并表现在各个方面。各个时代农具制作技术的优劣和农具种类的多少，使它判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注意培养地力，进行园艺式的土地经营，都可以提高产量，亦属于农业科技行列。石声汉、王毓瑚、夏玮瑛、李长年、缪启瑜等人先后对古农书进行整理、注释、翻译，编《中国农学书录》，收录自战国至清末存书519种；逐一撰写题要，并围绕历代主要农书，相继发表了一些较好的论著，揭示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成就。50年代和70年代先后出版的《中国农业学史》上、下册，是农学家们集体编纂的阶段性成果。198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由石声汉等20余名学者执笔，分别对农业遗产、防治虫害、利用土壤肥力，桑蚕、菜蔬、稻、薯选种等等方面，进行了很有益的探讨。1989年，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出版，论述更是全面系统，叙事自上古以至明清，空间上注意到国内各民族地区。涵盖了农、林、牧、副、渔各个生产领域，作到了全方位的探讨。
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实践，也就相应地逐渐改变人与自然界的原有关系。生产发展，产品数量和品种增加，昭示农业科技是生产力的巨大作用。如何恰当地评价每个时代的农业科技成果，很需要认真斟酌。一般说来，上述《史稿》的处理比较公允。例如汉代汜胜之所创区田法，颇受历代不少人士推戴。王毓瑚辑《区种十种》，自汉至清，乃至新中国建国后，都有推行区田的记事，却很少见到有多大成果。《史稿》在汉代部分对区田的评议和剖析相当合理。关于历代农田轮作和复种的叙事，评议也较注意分寸，没有过分夸饰。
第七、关于耕地和粮食单产。历代耕地数，由于种种原因，处于不断变迁过程中，西汉后期，耕地827万。东汉耕地数，徘徊在693万至732万顷间。六朝时耕地数缺记。隋唐时的耕田数字较汉代多，数目又极大。汪篯先生曾撰专文考订，所言甚是。开拓荒地为农田，改良盐碱地，开发湖田、梯田……提高土地利用率，都是古代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途径。自先秦以至唐宋。社会面貌不断变换，农业再生产照旧是离不开古老的土地。鉴于历代史书记事简略，现今要准确弄明汉晋唐时期的垦田面积数量，实在是困难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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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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