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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农业经济在古代国民经济中长期占主导地位，它的具体结构怎样？长时间以来，人们习以为常地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云“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作了片面的理解。只重视研究生产关系、阶级关系，而很少关注经济结构，我本人也并不例外。强调官府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进而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严重冲淡了对经济结构内涵的研讨。近些年来，我缓慢地意识到这一缺陷，故对工商业与农业生产的写作，有意识地相应作了些调整。不能设想，谈农业经济结构，怎么能离开粮食和畜牧生产以及林业、渔业和粮食加工等等具体内涵呢？当然，它也不能脱离分配、交换、消费等相关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对农业经济结构有较完整的认识。
我国古代农业生产首先是粮食生产，中古时期，社会上固然存在官僚、贵族等特殊人群的大地产，他们拥有众多田产，没有采用大规模经营，而是将土地分散给小农耕作。
小农经济是广大农村生产结构的主体，原则上是小农户自行支配土地和产品，自耕农如此，佃种他人田土的佃农在生产实际操作中亦复如此，他们在保证交租纳税以外，可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独立自主地进行个体经营。以家庭为单位，或多或少拥有传统的农业工具，依靠自己家人的劳动，自主地进行生产，甚至耕织结合，以使自己获得较多的经济效益。
由于小农经济自身的弱点以及政治和社会的诸多原因，往往导致他们贫困破产，以至流亡。不少流民来到山区、沼泽或边地，凭藉简陋的生产工具，通过辛勤劳动，又能在他处营建新的小农经济，维持简单再生产。
我国古代农业经济，长时间内就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以个体小农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的盛衰，往往是我国历史上不少皇朝盛衰的睛雨表。
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本上不依赖市场。尽管我国商品经济出现较早，但在相当长时期内却始终未能获得高度发展，以利促进社会的重大变革。这种认识是我国处理古代农业生产时的基本出发点。
第二、人口问题。人口是生产力最重要的因素。不过，人们进行生产，不能离开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一定的自然环境制约着人们的活动范围，并影响着人口的繁殖。因此，为了自身的生存，人们必须不断向自然界奋勇斗争，以便取得更多的收成。由是，人口发展通常与生产发展同步。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正是所在生产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是很有道理的。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一定的人口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农业生产盈缩的状况。近十几年来，先后出版了多部人口史、移民史、人口发展史、人口与政区史，从各种不同角度探索了中国古代人口发展与分布的规律，人口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万紫千红，蔚然壮观。就笔者所见，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从有限资料中，对西汉人口的地理分布和人口迁移做动态研究，从中可看出西汉二百年间，全国人口布局与农业生产发展的密切关联。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对唐代户口的自然结构与变动结构都作了细致研究，且从纵的方面考察了汉、宋间人口分布的特色，从横的方面剖析了唐代诸道乃至各道内部诸地区间的户口差异，从农业生产分区研究的角度看也是很得力的著作。关于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研究，也已有不少相关论著发表，并取得了不小成绩。不过，从我所关注的农业人口布局的区域研究看，其成果相对较弱。
第三、生产工具问题。人们进行农业生产，不管是处于什么水平上，都需要使用一定的工具。这是区别人类生产劳动与动物觅食活动本质差别之所在。新古器时代有了农业，也就是人们已使用磨制石器、骨器、蚌器、木器从事生产劳动。可以说，离开了农具，便很难设想有农业生产。农具的生产与发展是和农业生产并行的。农业生产从整地、播种、中耕以至收割、脱粒，还有灌溉以至施肥等等，都需要使用不同的农具。在各种农具中，整地农具最为基本。从耒耜发展至耕犁有个漫长的过程。1929年，徐中舒最早发表《耒耜考》，1959年，孙常叙出版《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分别对之做了专门研究。近几十年来，全国各地考古发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农具，《农业考古》杂志曾分类收编，笔者亦曾密切留意。秦汉以来，整地已基本使用铁农具。现今所出土汉唐间的整地铁农具，由于氧化腐蚀，易于判明其用途的并不多，而其出土地域分布又很不平衡。学者们对某些实物的定名也不很统一。中古时，国内各地交通大多不便，经济发展易受限制，很难轻易地判明中原某地使用的农具，在较远地区乃至边地是否也在同样使用。北方不少地方出土了两汉时的大铁犁，有人说只是用于开沟，有人说是二牛抬杠用以耕地。为什么六朝以至唐宋不再用这种大铁犁呢？有的学者依据各地出土零散实物，撰《汉代耕犁之构造》，说犁架有了犁床、犁辕、犁箭、犁铧、犁鐴（镜），以畜力牵引，且用肩轭，以牛辔、牛环导牛。如果真是这样，汉代耕犁除犁辕较长，且未见有犁盘外，已难说它与唐代后期的江东犁有多少差异了。它与六朝时的数种耕犁不知有具体何差异。事实上，唐人陆龟蒙《耒耜经》所述江东犁，（注：《全唐文》卷801陆龟蒙《耒耜经》：“耒耜，农书之言也，民之习通谓之犁。”（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第8417页。）（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1《乃粒·稻工》：“吴郡力田者，以锄代耜，不借牛力。”（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页。）说明有了铁犁后，仍有称犁为耜者。宋应星为明末江西奉新人，吴郡苏州府，正是唐人陆龟蒙所述江东地区。）其部件数量和结构记载都很明确，可是已有几位行家各自据以复原的耕犁图象就互有若干出入，且难以轻易判断是非。世人皆知，中古时的工具改革进展缓慢。从两汉六朝以至唐五代，耕犁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有着那些较大的差异呢？至少在目前，颇难找到有力的资料以做出明确论断。农具式样多，变化大，日常所用犁、犁镜、锄、䦆等，品种繁多。1963年，刘仙洲出版的《中国农业机构发明史》，主要从机械学方面科学地说明农机的原理。20世纪50年代，荆三林的《中国生产工具发达史》，80年代，犁播的《中国古农具发展史》，都是断代为编，并没有分地区介绍各地颇有特色的农具。耕翻田地是整个种植业的基础和前提，它有别于刀耕火种、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决不能等闲视之。只有对各类农具的创造与改进，及其在各地推行的国内具体情况，有较多的了解，尽可能少说空话，多一点实证，才能使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研讨不至于行文空乏。非常遗憾，截止目前，还只能对各种农具作一般的说明，分地区去做翔实具体的讨论，尚缺少必要的足够资料。
第四、农田水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从农业创始以来，就离不开水利。南方粗放的火耕水耨耕作方式缺不了水，北方旱地农作也不能没有水。可以说，农业的每一个进步都包括了农田水利发展的积极成果。《史记·河渠书》历记自上古以至西汉时的农田水利工程。凿井、穿渠，以兴灌溉；都江堰与郑国渠，致秦富强，卒并诸侯。《汉书‘沟洫志》记武帝言：“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农田水利之功大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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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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