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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堂]楚与邻国及域外的商品贸易关系
  作者:刘玉堂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12-14 | 点击数:9803
 
西北方向,楚国商人已穿过阿尔泰山脉。在今阿尔泰山西麓巴泽雷克(今俄罗斯南部阿尔泰边区)发现了古代游牧民族的贵族墓,其年代相当于我国的战国时期,墓中出土了堪称标准楚式镜的四山镜和丝织刺绣物。(21)其中丝织刺绣物的丝纤维、花纹风格(龙凤纹)以及刺绣工艺手法(锁绣),都与长沙烈士公园战国墓出土的龙凤纹刺绣相同。(22)这说明楚国的商品已远销到中亚乃至东欧了。
楚国同南亚甚至西亚之间也存在商贸往来。公元前四世纪后期,摩揭陀王国的大臣商那阎在其所著《政论》中说:“产生在支那成捆的丝,贾人常贩至印度。”这里的“支那”,传统的说法是与“秦”有关。苏仲湘先生旁征博引,力辨其非。他以为“支那”一词应由“荆”(即楚)所导源。其理想是:第一,这个称呼是先秦时代的称呼,当时环顾神州,只有古老的荆国,既拥有类似的国号,又具有足够的威力和影响,能够受到中外人们的注目,不愧为中国大陆的象征,产生出这一称呼来;第二,这个称呼最早是由印度传出转播于亚欧各地的,它当时主要是指中国的南部,而中国南部与印度恰已在远古即已开展交通,这就使得在中国南部的荆的名号播及域外的可能性适已具备;第三,从“支那”一词的本音来分析,“荆”为颚音,“秦”为齿音,尽管“秦”古音当头带有颚音,二者相较,“荆”的音也更为接近,符合这个称呼的本来状况。(23)这种论证是有一定说服力的。更何况在当时“中国”大陆,楚国的丝织业为列国之冠。由此看来,中国远去的丝,只可能来自蚕丝业十分发达的楚国,而不可能舍近求远取给于关中或中原。有鉴于此,进而联系到楚国发现有用钠钙玻璃制成的“蜻蜓眼”琉璃珠,张正明先生认为,最迟在公元前四世纪后期,南方就开通了一条“丝绸之路”。他论证说:南方“丝绸之路”东起长江中游的楚国郢都(今湖北江陵),西至恒河中游的摩揭陀王国孔雀王朝的都城华氏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附近),途经长沙、贵阳、昆明、缅甸等地,中间要越过横断山脉。(24)尽管这是一条布满风险的古道,依然被犯艰历险的楚国商人所征服。
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考古发现,也提供了楚国商品传入该地的物证。据杰里米·戴维森《越南近年来的考古活动》一文介绍:“在东山时期(约公元前五世纪),文郎文化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传播,……与战国艺术初次接触……。开始同印度和西亚地区进行交流。出现铁器和漆器”。(25)漆器是楚国大量制造的产品之一,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与东山文化初次接触的战国艺术应该是楚国的文化艺术,那里出现的漆器很可能是楚漆器或受楚影响的产品。(26)考虑到漆器生产对工艺水平以及地理条件的要求极高,当地发现的漆器应经由楚国商人辗转而至。又据谭·夏里臣《1964年在马来西亚最近考古发现》一文介绍:“近年来在马来西亚各地发现了大量的琉璃珠,绝大部分是中东产品,也有一些是来自中国的,时代从公元开始或更早一些。”(27)公元前中国范围的琉璃珠,无论是就其数量、还是质量,都莫过于楚国。因此,马来西亚各地发现的琉璃珠应是楚国与当地有着商贸往来的实证。
楚国在鼓励发展商品贸易的同时,对经商的范围和商品的种类也作了一定的限制。如《鄂君启金节》就有“毋载金、革、黾、箭”的规定。但是,商人们对“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尚且在所不惧,为牟取暴利铤而走险以至违法犯禁者当也不乏其人。如中原并不产铜,而铜器却不见其少,其中必有一些红铜是通过“不法”商人“走私”到中原去的。而这些禁运物资既然进入了中原,也必然会流入其他地区乃至突破当时中国的国界。这种行为虽然有违楚国禁令,却促进了楚国同邻国及域外的经济文化交流。
 
注释:
① 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
② 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管子·轻重》
④ 《战国策·楚策》
⑤ 《吕氏春秋·本味》
⑥ 《战国策·楚策》
⑦ 《逸周书·王会解》
⑧ 《国语·楚语》
⑨ 《史记·货殖列传》
⑩ 《国语·楚语》
(11) 《史记·货殖列传》
(12)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上海不二书店,1936年版。
(13) 《墨子·贵义》
(14) 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
(15) 《左传·成公十二年》
(16) 《史记·货殖列传》
(17) 徐恒彬:《试论楚文化对广东历史发展的作用》,《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18) 黄展岳:《试论楚国铁器》,《湖南考古辑刊》总第2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
(19) 顾铁符:《江南对楚国的贡献与楚国开发江南》,《湖南考古辑刊》总第1集,岳麓书社,1982年版。
(20) 朱俊明:《楚向古云贵开疆史迹钩沉》,《楚史论丛》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21) 参考C·N·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潘孟陶译文见《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22) 熊传新:《楚国的丝织业》,《江汉论坛》1982年第8期。
(23) 苏仲湘:《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文化》,《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
(24) 新华社武汉2月19日电(记者陈新洲、刘凉):《中国史学家研究表明:南方也有“丝绸之路”》,《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2月20日。
(25) 杰里米·戴维森:《越南近年来的考古活动》,《考古学参考资料》1979年第2辑。
(26) 后德俊:《楚国科学技术史稿》,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5月版。
(27) 谭·夏里臣:《1964年在马来西亚最近考古发现》,《皇家亚洲学会·马来西亚分会会报》第28卷第1部,1965年。
(本文原载《民族研究》1995年01期,第55-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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