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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南地区双语类型的现状
西南地区民族众多，民族杂居情况普遍，双语类型繁多，但如果从汉语和民族语两个角度来观察问题，可归纳为民—汉型、民—民型、汉—民型和多语型4种。分述如下：
1．民—汉型
这种类型一般是使用一种民族语为主，同时兼用汉语。又可分为两类，一是使用母语兼用汉语，二是已转用别的民族语（放弃母语），同时兼用汉语。可概括为“民（母语）—汉型”和“民（已转用的一种民族语）—汉型”。前一种十分普遍，后一种虽然不常见，但亦非罕见，如广西一些地方的瑶族转用壮语后形成的“壮—汉型”。再如云南澜沧江以西拉祜族聚居，这一带过去以拉祜语为主要交际语，近几十年来逐步发展成以汉语、拉祜语为主要交际语。这一带的佤、哈尼、彝、傣等民族长期以来兼用拉祜语，有的甚至放弃了母语，转用拉祜语，演变成现在的“拉祜—汉型”双语，而拉祜语并非其原本母语。
2．民—民型
明代大量汉民进入西南地区以前，除了一些行政中心使用汉语以外，西南广大地区的壮、傣、苗、彝、藏等大的少数民族语种是重要的族际语，布依、侗、白、纳西、哈尼、傈僳、拉祜等民族的语言也在一定的范围具有较强的族际交际功能。比如布依语在贵州南部一些地方是水族、苗族、佯黄人、莫家人与布依族之间的交际工具。傈僳语在滇西南怒江州一带也是各少数民族与傈僳族之间的交际用语。桂西是壮族、瑶族集中地区，瑶族兼用壮语的情况十分普遍。
3．汉—民型
西南地区在明代以前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大多数，至今仍然具有许多大的民族聚居区，如壮族、苗族、彝族聚居区，长期以来不少散居、杂居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学习、兼用民族语，受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影响，甚至有一些汉族人口同化于少数民族当中。如西双版纳出现了所谓的“汉傣”，这是深受汉语言文化影响的一支汉傣混合、共同认同为傣族的民族，其中必有汉人使用汉傣双语的过程。广西散居于壮族地区的平话人、客家人普遍兼用壮语。云南河口县城粤方言岛的部分粤语使用者（尤其是中年妇女）亦兼通壮语（侬话）。形成汉壮双语现象。“汉—民型”双语以零散的部分汉人兼用民族语为主，成片的兼用民族语的情况几乎没有。
4．多语型
这种类型主要出现在多民族聚居区人口较少的民族当中。他们一般兼通当地人口占多数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同时兼通汉语，有的还不只通母语以外的一种民族语。“多语型”中以“民—民—汉”为常见。“多语型”语言使用者一般掌握3种或更多的语言，但每种语言的熟练程度不同。如广西有“瑶—壮—汉”和“仫佬—壮—汉”，云南有“基诺—傣—汉”、“阿昌—傣—汉”、“普米—彝—汉”、“普米—白—汉”和“拉基—壮—苗—汉”，贵州有“仡佬—苗—汉”、“仡佬—布依—汉”和“仡佬—彝—苗”等等多语型。一些人掌握4种甚至5种语言，这在一些地方算不上什么稀奇事儿。
近几十年来，上述2、3、4种双语类型逐步衰弱，“民—汉型”则逐渐增多，导致的结果是转用汉语的少数民族群体越来越多。而且，由于普通话逐渐走强，一些城镇地区的少数民族青少年当中也出现了单一使用汉语普通话的人群。
三、西南地区双语转换类型
西南地区自古至今民族种类繁多，各民族交错居住，来往频繁，各民族相互兼用语言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移民等原因（以下第4部分详述），造成不少民族群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兼用不同的语言，我们称之为“双语类型转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4种转换类型：
1．民（母）—民［，1］型→民（母）—民［，2］型
此种类型转换指在保持使用母语的同时，从兼用别的一种民族语到兼用另一种民族语。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是由于所在地区强势民族语的更替而引起，多是由于迁徙所造成。例如一部分侗族历史上曾在桂东、桂中以壮族为主的地区居住，兼用壮语，后来迁到桂北融水、融安以及湘桂交界地区等地，有的继续兼用当地壮语，与苗族杂居的则已转为兼用苗语。部分普米族在从四川凉山一带迁到滇西北后，其所兼用的民族语也由彝语转为纳西语。一些布央人从贵州迁到广西、云南，他们所兼用的民族语也由布依语变成了壮语。“多罗”支系仡佬族原先主要分布在黔西南一带，与彝族杂居，产生过较深入的语言文化交融，后来一部分南迁来到广西及中越交界地区，与苗族杂处，他们由过去主要兼用彝语，转变为主要兼用苗语。
2．民—民型→民—民—汉型
明清以前，西南地区的双语格局基本上是“民—民型”或“民—汉型”，即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兼用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的语言，或是临近行政中心、汉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兼用汉语。如广西的毛南族、仫佬族主要兼用壮语，桂东、桂北的壮族兼用汉语古平话（广西唐宋以来形成的官话）。云南南部、西部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主要兼用傣、彝、白、傈僳等语言，中部的昆明和西部的大理、丽江等行政中心附近的彝族、白族、纳西族等则兼用汉语。明清以来，汉语传播加速，逐渐成为西南民族地区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交际语，大量人口较少民族除了继续兼用强势民族语，还使用汉语，实现了从“民—民型”双语向“民—民—汉型”双语的转变。例如滇西南怒江一带傈僳语曾是当地怒族、独龙族、纳西、白、彝等民族兼用的唯一强势语种，但近几十年来，当地这些人口较少的民族同时还兼用了汉语西南官话，形成“民（母语）民（傈僳）汉型”双语局面。滇南、滇西南各孟高棉民族过去单一兼用傣语，其语言受到傣语影响，现代以来也兼用了汉语西南官话，形成了“民（母语）民（傣）汉型”双语局面。佤语的老借词主要来自傣语，新借词则主要来自汉语，这是语言兼用格局（双语类型）发生变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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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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