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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研究合力
我国民族学研究兴起的标志是中国民族学会的成立。1934年夏，先父与凌纯声、邱长康、孙本文、何联奎、胡鉴民、卫惠林、黄文山等人发起召开了中国民族学会筹备会，为半年后中国民族学会正式成立做准备。中国民族学会筹备会在拟定的简章草案中提出，中国民族学会的宗旨是“研究中国民族及其文化”，同时还规定了学会的5项任务：搜集民族文化的实物，调查中国民族及其文化，研究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讨论中国各民族及其文化问题，编辑刊物与丛书。
1934年12月16日，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中山院召开了成立大会。1936年，先父被选为理事。同年，先父还出任国民政府内政部礼俗司全国风俗普查委员会委员，拟定了详细的全国风俗普查计划，负责宗教、迷信、巫术、禁忌组的筹备与训练指导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民族学会成员离散，先父在成都主办《西南边疆》（月刊），任社长兼主编，使得成员间“渐通声气”，于是“会员颇有主张重复旧规，继承前业者”。1941年秋，中国民族学会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设通信处于西迁的金陵大学，由先父任书记一职。由于条件艰苦，中国民族学会通信处甚至设在了我们家中。当时，我家在成都寓所的门口挂了两块招牌：“中国民族学会”、“西南边疆杂志社”。
徐益棠主编的《边疆研究论丛》。 资料图片
1942年1月18日，在蓉中国民族学会会员召开座谈会，商讨中国民族学会复兴一事。在先父和诸多学者的努力之下，中国民族学学会迅速发展壮大，1942年中国民族学会共有会员33人，据1946年以后的会员录显示，中国民族学会会员已经增至91人，几乎囊括了当时民族学、历史学两学科中所有知名学者。
在蓉期间，先父还与柯象峰、刘铭恕等人参与发起了中国边疆学会。中国边疆学会以研究边疆文化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实际问题，期以学术地位增进边民福利，协助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办理边疆应行兴革事业，解决边疆问题为宗旨，总会设于成都，陆续出版了《边疆地理调查实录》、《边疆政教之研究》、《中国土司制度》等中国边疆学会丛书。
1941年9月，中国边政学会成立，该学会隶属于蒙藏委员会，以“能为建设边疆尽其前哨的义务”为目的，虽然与官方联系较为密切，但是亦有一部分民族学家参与进来，先父曾任理事。1941年，中国边政学会发行了机关刊物《边政公论》，该刊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民族学刊物，先父在这份刊物上共发表了13篇文章，这些文章成为研究先父民族学思想的重要资料。除了在《边政公论》上发表文章以外，先父的边疆民族研究论文还见于《斯文》、《金陵学报》、《中国文化研究汇刊》、《边疆研究论丛》等期刊。
1941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了《边疆研究论丛》，先父担任主编，以哈佛燕京社经费印行。除刊校内外学者关于边疆问题研究的著作外，该刊还在每期附上金陵大学收藏的边疆民族研究刊物目录，从中可以看出金陵大学学者的研究旨趣和学术视野。经过先父和诸位研究人员的努力，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民族学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在国内学界赢得了较高声誉。1941年，先父被教育部授予教授资格，这是对他民族学研究成果与水平的肯定。
先父的边疆民族史研究，一方面承继了中国传统史学中对于少数民族的描述与研究，另一方面加入了新的史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与考古学的概念与方法。他长期关注西南少数民族，以实地调查为基础，主张田野工作“事实第一，理论第二”。他关注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中的存在，关注历史发展中的族群生态，并尝试将其融入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因此在写作时更加注重体验式的描写及对日常生活的细微观察，以期为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资料性的说明和指导。
先父民族学研究的主要成就在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但并不局限于此，他还编著《台湾高山族开发史料辑要》，并发表了《台湾番族研究资料》、《台湾高山族之文化》、《外蒙古地理简说》、《西北建设纲领及其方案》、《民族学上的新疆民族问题》、《新疆问题之地理观察》、《边疆问题之地理研究之必要》、《边疆教育的几个原则》等论文，总计近70篇。是则可知先父涉猎的范围广泛，视野宽阔，也有相当的学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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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10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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