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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西康社会考察团抵达康定北门的情景。 徐畅供图
注重实地调查
1935年夏，中国科学社暨中国地理学会在南宁举行年会，先父赴会并参加了其后历时3个月的大藤峡傜山考察，得民族文物标本百余件，陈列于金陵大学图书馆。他还根据此次调查所获得的材料，耗时一年撰写了《广西象平间傜民之生死习俗》、《广西象平间傜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献》、《广西象平间傜民之房屋》等有关广西象县平南一带瑶族文化的系列文章。
抗战爆发后，金陵大学西迁至四川成都，在那里先父因“地邻边疆，研究之机会既多，训练之需要亦殷，于是于教授之余，仍努力于调查与考察”。当时，由于战事紧迫，国民政府竭力开发西部各省作为长期抗战的大后方，急需了解边疆少数民族的情况，边疆诸省亦资助学者进行民族调查。
1938年夏天，在西康省政府的资助下，刘国钧组织了西康社会考察团。考察团由先父、柯象峰和两位学生组成。他们从成都乘汽车经双流、新津、名山等地到雅安，换乘滑杆经汉源、泸定，由泸定桥跨过大渡河，再到瓦司沟，最后到达当时的西康首府康定。在康定雇了工人、翻译及必备的交通工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考察团，计划由康定跨越折多山出关，前往甘孜、炉霍、道孚、泰宁、康定、泸定、汉源等地，考察人口、风俗、宗教、教育、经济等多个项目，拟定的考察对象有农牧民、土司、头人和喇嘛等。
由于得到西康省的协助，考察团获得很多便利。按照西康建省委员会的要求，沿途各县要派员（翻译、护兵）保护考察团，并负责安全接送。考察团带有建省委公文，每到一县，先见县长，提出调查内容，由县长派人协助，有的项目直接找县政府询问，有的项目到农牧区做实地访问，记录了农耕收获、畜牧、交通、宗教活动、沿途风光、手工业、淘金、文化娱乐、学校等情况，共收集文物标本52件，拍摄照片283张。根据调查情况，考察团为西康建省委员会提供了书面报告材料，建议西康大力普及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积极发展交通，运用丰富的自然资源振兴工业。
1940年夏，四川省政府组织了边区施教团，由柯象峰和先父分任正、副团长，率20余人赴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县进行社会调查。此次调查成果编成《雷马屏峨纪略》一书，由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出版。考察结束后，先父又考察了雷波小凉山地区，收集了数百件民族学文物。现在，南京大学文物馆内设的“西南少数民族文物专题展”，展出的就是这些文物，主要是彝族和藏族服饰、生活用具和宗教用具等。
通过多次实地考察，先父完成了多篇关于凉山彝族地区的著作，如《雷波小凉山之民》、《到松潘去》等。1940年，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为了对少数民族文化与边疆问题作系统的学术研究，增设了边疆社会研究组及边疆研究室，先父担任边疆社会研究组主任，主要负责实地考察工作。同时，先父也用一部分时间在学校授课。当时教师上课并不刻意准备教案，而是以自己准备的课题及腹稿即席演讲。往往以学生做的较好的笔记为底本，加以修改和补订，辑成本课的讲稿，甚至成为教师的著作。笔者保存的先父未出版的著作《民族学大纲》，应该就是当年金陵大学民族学课程的教材。
《民族学大纲》全书共分9章，各章标题分别为绪论、社会形态、民物、美感的意境、初民经济现象、初民之法律与道德、初民之家庭与婚姻、婚姻、原始民族之政治组织。在书中，先父十分强调实地调查在民族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研究民族学要具备地理学、地质学、考古学与史学、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生物学与心理学、语言学、动植物学、物理学与化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宗教学、艺术史、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知识，对调查者知识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较高要求。
作为一门向学生讲授的课程，先父还在书中详细地指出了民族学材料收集的方法，提出做实地调查要范围小，时间长，不能走马观花；要通晓当地民族语言，特别是专有名词；要掌握问答技术，避免使用有一定诱导性的反问句；要以科学的方法训练翻译，避免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过度加入自己的理解；要注意保留摄影资料，养成记日记的习惯，记录对话要详细而迅速。搜集材料时要“愈多愈好，愈全愈好，愈分析愈好”，但是不能只注重文字的修饰而忽略了事实的真相。
徐益棠在考察中拍摄的藏族妇女跳锅庄的场景。 徐畅供图
先父在书中将民族艺术分为形象的艺术、音乐的艺术、游艺的艺术，体现出对少数民族艺术的重视。他说：“事实上，这里的游艺已经脱离了原本的娱乐内涵，是一个广泛的社会交往概念，实质是主张通过观察民族群体的社会交往形态来进行民族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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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10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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