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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益棠（1896年～1953年），浙江崇德县（今桐乡崇福镇）人，中国当代民族学家。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教育系。1928年入法国巴黎大学民族学院研究院深造，师从有“20世纪法国民族学之父”之称的马塞尔·莫斯，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在金陵大学执教，从事民族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兼历史系教授等职。
徐益棠在四川成都与同事和学生合影。
前排左起为吕叔湘、徐益棠、李小缘、刘继宣、王绳祖，后排左起为程天赋、刘俊达、汤定宇、张继平。 资料图片
我家到祖父那一辈已家道中落，父亲上小学时曾两度失学，累计读了4年，自学一年后任崇德县立第二小学教员；中学读了4年，后由亲戚陈去病介绍去广州任非常国会参议院一等书记官。工作一年后考上东南大学。1925年自东南大学教育系毕业后，任江苏第五师范乡村分校、河南开封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28年得徐蕴华、徐自华姑妈的借贷留学法国。虽然父亲在我12岁那年就去世了，但他刻苦学习的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却成为我终身的财富。
理论关切现实
在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课题及承担者一览表》中，我查到了先父承担的研究课题，历史学方面有“中国外来民族之文化”、“西南民族史”、“本国历史地理”；考古学方面有“中国考古学史”、“考古学名词辞典（青铜部分）”。当时，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内以民族学方法从事边疆民族研究的主要是先父，他研究的范围包括历史、文化与考古。起初这些仅仅是书桌上的纯学术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契机使先父的书桌研究走上了讲坛。
上世纪30年代以来，边疆频频发生变故，这引起了国民政府和教育部的关注，也唤起了国内学界对边疆问题的全新思考。先父认为：“往者，论边疆问题者每推其原因于帝国主义者之挑拨”，如今“乃知中国之边疆问题，民族的因子实居其重心，文化之低落，又为其根本之原因”。
1934年秋，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国钧有感于边疆问题的严重性，拟在金陵大学开设边疆史地讲座以推动边疆研究的发展，他让先父拟出详细的讲座计划，并向教育部提出申请。在边疆民族事务的研究机构寥寥无几、人才匮乏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对金陵大学申请设立边疆史地讲座一事极力支持，授先父“教育部边疆问题专任讲座”衔。此后，由先父以民族学、边疆政治史、边区人文地理为内容开设讲座，在全校范围内供学生选修，开创了金陵大学边疆民族教育之先河。这种不间断的讲座也逐渐引起学生们的关注，并成为边疆民族研究在金陵大学深入下去的重要助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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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10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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