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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赣闽粤三角地区土著居民的文化给客家文化的形成予重大影响。从人类文化发展的通则来看，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影响和融合是双向式的。如前所述，南来汉民在进入客家大本营地区后，以自己优势的文化去融合、征服土著居民，那么，土著居民也势必以自己固有的文化去迎接这种外来文化，双方便在这种不断的撞击中激荡和交融，最终孕育出一种新文化，即客家文化。根据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一般认为赣闽粤三角区的土著居民即是古越族的后裔或畲瑶等少数民族。（注：见光绪《嘉应州志》“风俗”）因此，客家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古越族或畲瑶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强烈影响，这一点是肯定的，也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三、客家文化构成因素分析
由于客家文化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复杂性，便决定了客家文化构成因素的复杂性。仔细分析客家文化的构成，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既有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成份，也有古越族或畲瑶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因子，同时还混合着粤文化、闽文化、赣文化以及其它地域文化的斑迹。下面略作阐述。
先看古越族或畲瑶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因子。
如服饰方面：过去客家妇女，“穿的是侧开襟上衣，衣领、袖口、右襟沿及衫展四周，缀以花边，宽纹一寸，裤头阔大，裤裆较深，裤脚口亦缀以花边。着的是布鞋。鞋面由两片色布缝成，鞋端略往上翘，状似小船，上面用五彩绒绣了花。身上还系着围裙子，用银练子系结，裙子状如‘凸’字，其上半部也绣有花卉或图案，如此等等。逢年过节或串亲走戚时脖子上挂着银项圈，手腕上戴着银镯子，打扮起来活象个畲族妇女”，（注：古越族后裔与畲瑶等少数民族是否同一概念，目前民族学界尚存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畲瑶等少数民族就是古越族的后裔；另一种观点认为畲瑶等少数民族与古越族没有渊源关系，而是一种自成体系的民族。参见施联朱主编《畲族化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4月版。）这样穿着与汉族传统服饰有异， 显然是受畲族影响所致。
饮食方面，客家人有吃蛇的习俗，然这一习俗是受古越族食文化影响形成的。《淮南子·精神训》里有：“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的记载。可见早在汉代，越人就把蛇当作美味佳肴了。而汉人一般是不吃蛇的。汉·应劭《风俗通义·九·怪神》记载：杜宣饮酒时见杯中有蛇影，酒后就觉胸腹作痛，多方医治不愈，后来知道是墙上赤弩照在杯里，影子有些像蛇，他的病就好了。这则“杯弓蛇影”的故事，充分反映了汉人对吃蛇的恐惧心理，故吃蛇习俗与中原饮食文化无关。
葬俗方面：客家有“买水”浴尸之俗，“人一死，其子孙就捡只新瓦罐，去河边，先行爱烧纸钱（或者丢落三几文钱河里去），然后汲到河水拿转屋家去，俾死洗面洗尸，这就喊做买水”，即系向河神来卖。（《中华旧礼俗·丧葬礼俗》，梅县张祖基1928年编）。根据吴永章教授的考证，“买水”为古越俗。古代越人后裔壮人有“买水”洗尸以殓的葬人俗。最早记此俗者为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据《文献通考》卷三之引该籍载：西原蛮，“亲始死，披发持瓶瓷，恸哭水滨，掷铜钱纸币于水，汲归浴尸，谓之买水。否则，邻里以为不孝。”故客家人“买水”浴尸之俗，是吸收古越族之俗的结果（注：王增能《客家与畲族的关系》，《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信仰方面：客家地区民间均崇信巫道，这里有一习俗：明中叶以前，客家男性一般都有郎名和法名，如梅州客家联谊会办公室与梅州方志办合编的《客家姓氏渊源》，第一辑收录34姓， 祖先有郎名和法名的30姓；第二辑收录35姓，祖先有郎名和法名的22姓。（注：关于“买水”浴尸俗，刘佐泉先生在《客家文化中的南方土著民族习俗因素举隅》一文中（见《客家》1994年第1期）考证甚详，本段文字即录自该文，谨此致谢）罗香林先生在《广东民族概论》（《民俗》第56—63期）中解释这种现象谓：“韩江一带的客家人，其祖先有第几千百郎的名号（大抵仅有郎字，而罕正名），相传即土著畲民雷、蓝、毛、赖、盘各巨阀所给与的符号，这是客家人的祖先由闽西迁到粤境，欲求性命安全，不能不纳点贽礼给那些强有力的畲阀，畲阀得客人贽礼以后，乃依其入境次序给以几郎几郎的名号。”事实果否如此？李默先生在经过考证分析后认为：“客家人祖先郎名，不是什么‘土著畲民之巨阀，依其入境次序给与几郎几郎的名号’，而是宋元明闽粤赣边畲族与客家人祖先命名的习俗。”（注：参见李默《梅州客家人先祖“郎名”、“法名”探索》，载《客家研究辑刊》，1995年第1期）但是，其他汉族族群并无此欲，“从广州方言区汉族族谱考察，极小见到其先祖有排郎名的记载，纵有，亦是从闽粤赣边客方言区迁去的，迁粤前有郎名，迁入珠江三角洲后则未见”。（注：参见李默《梅州客家人先祖“郎名”、法名”探索》，载《客家研究辑刊》，1995年第1期）说明这是客家人祖先命名的一种特殊习俗。很显然，这一习俗又是受畲瑶等民族命名习俗影响所致的。据民俗调查的资料，现在粤北的瑶民仍有此俗，“瑶民在世时有一条通用的名字，死后便用在世时‘师爷’所起的名字并写在神主牌上。比如做过‘师爷’的（瑶民中有不少人会做‘师爷’），也‘度过身’的，便荣获‘良名’，如叫什么赵明一郎、邓明一郎，什么二郎、三郎等等；凡没做过‘师爷’的，即没有“度过身”的，便叫什么法珍、法林、法桥等等”。（注：参见李默《梅州客家人先祖“郎名”、法名”探索》，载《客家研究辑刊》，1995年第1期）可见， 这一习俗又是与崇巫有关的，当是畲瑶等民族崇巫信仰对客家文化的一种渗透。
民间文艺方面：客家人喜爱山歌，男女唱歌斗歌早已形成传统风俗。如据明嘉靖《惠州府志》记载：当时的惠州一带，“乡落之民，每遇月夜，男女聚于野外浩歌，率俚语。”惠州府属各县也如此，如兴宁县“男女饮酒混坐，醉则歌唱”；长乐县“饮酒则男妇同席，醉或歌唱，互相答和。”清末著名诗人黄遵宪在他的《人境庐诗草》卷一《山歌》题注中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对唱山歌，本来是青年男子求偶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产生和长期存在于不受儒家礼制限制的南方各少数民族中，如解放前云南的傣族、纳西族等民族就常常以对歌来传情达意，以定终身。畲族也是“非常喜爱唱歌的一个民族，畲村处处有歌手，男女老少，人人爱唱，人人爱听。畲歌种类很多，题材广泛，他们以歌叙事，以歌咏物，以歌言情，简直到了以歌代替语言的地步。”（注：见姚亚士主编《粤北民俗大观》“始兴瑶族的丧葬习俗”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在儒家礼制思想束缚下的中原汉民，有所谓“男女之大防”，是不可能男女在一起对唱情歌的；而且，中原地区因为一脉平川，也缺乏创造山歌的地理条件。所以，客家山歌这一艺术奇葩毫无疑问是北方汉民族迁入大本营地区以后，接受了畲瑶少数民族山歌形式产生并逐渐丰满的。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在此恕不累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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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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