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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往的客家研究，偏重于从历史文献和谱籍资料来考证客家历史渊源，强调客家是纯粹中原汉族血统，这显然是与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不相符的。近年来，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认为客家的主体是少数民族，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从血缘上去界定客家的观点，因而也失之偏颇。本文认为“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种族上、血缘的概念；客家文化的构成是多元因素的，但其中既有畲瑶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因子，也有相邻民系文化的成份，但其主体是中原传统文化，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关键词：客家；客家文化；多元因素；主体；传统文化
一、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
“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这一观点首先是由谢重光先生在其专著《客家源流新论》“绪论”中提出来的，它否定了以往在客家界定中过份强调血缘的观点（或者说“血统论”的观点），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赞同。然而遗憾的是，谢先生并未就这一观点展开全面论述。因此，本文在讨论客家文化的生成及其构成因素前，觉得有必要就这一问题再费点笔墨。
强调“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从正面来说，是因为，当我们认识“客家”时，首先是从文化——客家方言、客家意识、客家民俗以及其它诸种文化事象入手的，离开了文化，就无从谈客家民系的存在。换言之，“客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种族概念。认识了客家文化的内核，我们就把握了客家这一“民系”或者说“族群”的本质特征。如同我们认识湖南人、江浙人、闽南人、广府人一样，不是从生理上，血缘上加以区别，而主要是从语言上、风俗习惯上、认同感上加以分辨。因为同为汉民族的支系，生理上、血缘上是无法区别的。
强调“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从另一面来说，是因为“血统论”的观点无法科学阐释“何谓客家”和“客家人”这一基本问题。因为按照“血统论”的观点，则凡是客家人的族谱上所载几十世乃至上百世前的祖先都是客家人或客家先民，甚至连拉大旗作虎皮的“帝皇作之祖，名人作之宗”（注：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下篇，载《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都是客家人， 于是说朱熹是客家人者有之，说王阳明是客家人者也有之，这显然是有悖于史实的。如果这种观点成立，按照世系往前推，则“五百年前是一家”，“一千年前是一家”，还不知道要翻检出多少客家名人和先贤来，这实在是一种“泛客家”的倾向，到头来不但不能为客家添光彩，徒贻笑大方，窃谓不可取也。
事实上，稍有历史常识和民族常识的人都知道，民系或族群是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形成的人们共同体，这里既有血缘上的混化，更有文化上的交融， 是不可能有“纯正血统”（注：英国教士康普尔（GeorgeCompbell）曾著文说，“客家是纯粹承裂了中国人血统的世族。”“客家并非混血种，而是具有纯正血统的汉族，不仅比少数民族优秀，而且比土著汉族优秀，他们是有来历的中原王朝的后裔。”其后日东山口县造、美国韩廷敦等学者也继承和发挥了这种观点。罗香林在其《客家源流考》一书中，则提出“客家是中华民族的精华”的观点（见谢重光《客家源流新论·绪论》）。）的。汉民族本身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就是一个融合了众多少数民族的共同体。“纯正汉族血统”是什么概念？是以孔子的血缘为准还是以黄帝的血缘为准？别说现代的人，就是古代的人也休想有这样的“纯正血统”！所以，只有把“客家”当作一个文化概念，从文化视角来认识和把握“客家”，这才是应取的科学的态度。
二、客家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
客家文化是如何形成的？这与客家文化的构成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在分析客家文化的构成因素前，必须首先了解客家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
客家文化是在唐末至明清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毫无疑问，孕育这一产儿的母体就是赣闽粤客家大本营地区。在这一特定的时空范围条件下，诸多因素对客家文化的形成和完善起了作用，择其大端，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三个方面。
首先，唐末至宋末的移民运动是客家文化形成的直接动因。这一时期，由于战乱等原因，大量的汉民从江淮、荆湖、两浙及至中原和北方迁入赣闽粤三角区（注：详见王东《客家学导论》第十章“客家文化的历史生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由此打破了这一区域长期处于原始封闭的状态以及畲瑶等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居民格局，给这一区域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勃勃生机。一方面，汉民们把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入这一地区，使这一地区得到较快的开发，迅速改变着往昔那种“人烟稀少，林菁深密，野兽横行，瘴疠肆虐”的面貌。另一方面，汉民们与畲瑶等少数民族交错杂居在一起，势必以自己优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他们发生方方面面的影响以致最后同化他们。杨澜《临汀汇考》描述了长汀、宁化等地原来“刀耕火耘”的畲瑶等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后的情况，“于是负耒者，皆望九龙山而来。至贞元（785—804）后，风土之见于诗者有曰：山乡只有输蕉户，水镇应多养鸭栏，隐然东南一乐土矣。”（注：参见谢重光《唐宋时期赣闽粤交界区域（客家基本住地）移民问题研究》，福建省社科院编《客家》1994年第4期）上述两个方面便促使赣闽粤三角区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以致到了宋代，这里人文蔚起，一个以中原传统文化为核心同时又蕴含着其它因子的新的文化形态——客家文化便初步形成了。
其次，赣闽粤三角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客家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客家先民从北方迁到南方，从平原地带入居山区丘陵，他们虽然远离了动乱与战火，却面临新的生存劣境。因此，他们不得不对原来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作某些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由此久之而形成新的风俗习惯，如温仲和在《嘉应州志》中写道：“州俗土瘠民贫，山多地少，男子谋生多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妇人。故乡村妇女，耕田、采樵、缉麻、缝纫、中馈之事，无不为之，洁之于右，盖女工男工皆兼之矣。”（注：转引自谢重光《客家先民与土著的斗争和融合》，福建省社科院编《客家》，1996年第2期） 这是与中原地区传统的“男耕女织”很不相同的新的男女分工格局，由此也就铸就了客家妇女吃苦耐劳，精明强干的优良品格和不缠足、不束胸的健劲气习。又如，赣闽粤山区不宜于种麦子磨面粉，客家人就在豆腐里面塞上肉馅做成酿豆腐，形似饺子，这便是北方人吃饺子习俗的一种承传和变异。另一方面，客家大本营地区四面环山，交通不便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为客家文化保存其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系个性创造了条件。如客家方言中保留着较多唐宋时期的中原古音和古汉语词汇，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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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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