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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并非短视 “林改”未引发乱砍滥伐
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林权改革使短视的农民只顾眼前利益，致使发生新一轮的乱砍滥伐，严重影响了山区生态环境。而就我们的田野调查发现，似乎农民比开发商和政府官员更关心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土地，他们甚至在相关纠纷中很智慧地运用“生态保护”这样的语汇。当资本和权力结合的时候，虽然打着生态保护的“幌子”搞开发，但实际所造成的后果是对生态的大破坏，而农民则拿起“弱者的武器”做“堂吉诃德”式的抵抗。
“弱者的武器”战胜资本与权力的联合
2008年暑期我们在绩溪县家朋乡仙居村做田野调查时，遇到了一件林权纠纷，事关该村村域内的仙人庵国有林场的拍卖问题。仙人庵国有林场在“土改”之前的宗族时代，是仙居村许氏宗族的祠堂山。对于祠堂山，宗族有严厉的族规加以保护：村民如有砍伐，则有“杀猪封山”之规，即谁家砍了祠堂山上的树木，宗族就派人到谁家将猪抬去杀掉，宴请宗族成员。这在传统的小农经济时代，是对一个农户很严厉的惩罚。保护山林生态环境可以说是宗族“公地”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土改”时，祠堂山作为“无益公产”收归国有，后由县森林工业局管理，但森林工业局限于人力、物力，无法兼顾到全县的所有国有林场，仙人庵林场就委托仙居大队代管。在仙居村村民的心目中，仙人庵林场仍然是他们的山，山下的1200多亩稻田全赖山上的水源灌溉，仙居村村民的饮用水也是从山上引下来的，在村民的表达中，“仙人庵是我们的生命山”。2007年，县里委托宣城的一家拍卖公司，准备将这座山“卖给”浙江的老板，据说是要开采松脂。村民认为这会破坏仙人庵的生态环境，按照仙居村老支书的说法，“仙居人民坚决不答应”。他的这一表达，虽是一种政治话语，但却是基于“生命山”的共有习惯实践之上。之后，村里一方面让属该村村籍的一位大老板参与拍卖会竞标，并最终竞拍成功。“弱者的武器”战胜了资本和权力的联合，此事遂不了了之。
有一天晚饭后，我坐在房东家的小卖店门口乘凉，和一位浙江温岭入赘仙居村的中年农民聊了起来，他愤愤不平地说：“仙居人保守哦，不让卖山，放着发财的机会都不要！”小卖店老板娘开玩笑说，“这个人真笨，到现在连绩溪话都不会说。”我想，他的不解和愤懑，说明他还没有融入这个村庄，还没有真正成为村庄的一员。
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很多林业站和村委会干部都说，１９８３年林业“三定”时，倒是引发了一轮乱砍滥伐，而这次“林改”后，还没有出现乱砍滥伐的苗头。如果从当地人的历史实践来看，这很容易理解。１９８３年前后，当地农民的燃料还是以木材为主，上山砍柴是他们日常较重要的作业项目；刚从集体化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农民又担心政策的变化，分到户的山，他们以为可以随意砍伐了。而时光逝去近30年，大批青壮年农民都到城市打工了，燃料早换成了蜂窝煤和液化气；市场也变化了，农民建房以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主，木料用得少了；再说，上山砍树比直接从市场上购买的成本高好几倍，农民砍树的利益冲动没有了。因此，对于“林改”后再发生新一轮的乱砍滥伐的担心，是多余的。倒是应该警惕唯利是图的开发商“买山”后对山林生态的大肆破坏。而农民的反抗，是遏制开发商肆意妄为的有效武器。而林权实践的悖论就在于，开发商在面对地方习俗时并不能肆意妄为。
在“他者的历史”之纬中，理解农民的生存实践，可能会发现一些书斋里的乡村研究者所看不到的经验事实，但愿这样的“理解之同情”不会被贴上“民粹主义”的标签。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暨人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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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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