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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由以华南为对象的一些研究成果知道，同斯科特描述的相类似，直到明清时期，南岭山脉的崇山峻岭就是“Zomia”。明代这个地区被指为“山盗”的，许多就是在国家扩张的过程中逃离出来的人群。不过，除了选择上山外，珠江三角洲乃至南海沿岸的水上世界，更让这些人多了一个“下海”的选择。从王朝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些“山寇海盗”无版籍，不纳赋役，不服政化，有些世代都是“化外”之民，有些曾经是编户齐民，后来为逃离国家，也选择上山下海。他们在山中从事农耕、开矿冶铸，在水上打渔贩运，面对王朝国家的征讨，他们也许会武装反叛，但他们在自身环境中本来也是良民，只是“赢则贾，缩则寇”。其社会身份往往被贴上民族辨识的标签，上山的被叫做“猺”、“獞”、“獠”，等等，下海的则被称为“ ”。现代学者承袭了识字者和统治者的话语，继续使用这些分类与标签，去阐释中国文明的进程。今天，我们之所以走进“少数民族”地区，学着聆听他们的故事，解构用文字记录的历史，是因为这些历史的结构性记忆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些先后入住平地、自称为“汉人”的“前国家”历史。在这一点上，华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议程跟斯科特没有两样。
明清以来国家扩张的历史中，有人逃离，自然也有人加入。明清王朝国家的扩张，表现为“加入者”作为编户齐民的身份，在特定的生态与社会空间的资源控制中获得优势。明清时期的珠江三角洲，“加入者”所运用的策略与“逃离者”恰成对照。他们通过人工围垦，在大海上生成沙田，不断扩展自己所能控制的平地边界；他们灵巧地运用国家话语（包括制度、礼仪和文辞），运用文字制造诸如族谱契约等文献，为自己对平地的控制提供合理的“历史凭据”。“平地”上的国家控制并非一相情愿的过程，“平地”是一个通过纳税和礼仪改革形成的国家认同让不同的地方势力赢得优势的竞技场。在地方社会的层面上，国家的“加入者”也是国家的缔造者，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国家的统治，而是能动地创造地方社会的国家秩序，在维护自己的权力与生活习惯方面获得最大程度的自决。“民间”应对“国家”扩张的策略，就是以国家的代理人自居，甚至自信“吾即国家！”——乡村仪式专家主持“民间”仪式时，演示的正是一套国家秩序。
华南研究的意义，在于“华南”不仅是空间，也代表了时间。如果说“Zomia”急剧的变化发生在19世纪以降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年代，那么华南地区这块立体地图中红墨水的激烈波动自明代就已开始，并一直持续到近代；明代的国家理论不系于民族，而在于新的税收制度和逐渐确立的乡村礼仪重新定义的社会与政府的关系。把华南跟中国其他板块作平面比较恐怕意义不大，也挑战不了华南研究多年来形成的研究方法和思考方式。不同区域研究的比较，关键还在于“时间”，在于选取研究的区域能从“什么时间”开始说出一段怎样的历史——不错，这“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扩张的历史，是有人逃离国家的历史，但也是有人用自己的方式加入国家以达到另一种意义的“逃离”的历史。“逃离”与“加入”，是国家扩张过程的一体两面。近世以来，“加入”越来越多，“逃离”的空间越来越少，“逃离者”被隔离在地方社会的边缘，如此建立起来的“民间社会”，只不过是王朝秩序下的“基层社会”而已。在王朝体系下的“民间”从来就是由“精英”来表达的，但所谓的“民间”也向来自视为“精英”。在这个过程中，由不同的地方传统与随历史演变的国家正统之间互动形成的大一统的“中国文化”既统一又多元，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面对明清以后这段历史，摆脱不了“国家”魅影的，是执着于二元对立概念去寻找“逃离国家”的“民间”的研究者，而不是“吾即国家”的“乡民社会”。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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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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