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秉德]论回回民族特征 · 中国民俗学网-中国民俗学会

从回族先民的活动轨迹看，大体上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唐宋蕃客活动时期，唐代中西交通以丝绸之路的大拓展，出现了陆路安西入西域道和海上广州通海夷道两条主要通西方的道路，又因为这时候西域已建立有横跨欧、亚、非的阿拉伯帝国，来自帝国的主要是穆斯林成份的蕃客在中国的活动轨迹，其陆路所来主要在河西走廊至长安一带；其海路所来主要在东南沿海广州等港口和大运河沿岸各大商埠。宋代继续实行鼓励贸易政策，东南除广州外新兴泉州等港口，东来蕃客更为繁盛；陆路则因河西走廊为西夏阻隔，兴起丝绸南路，使穆斯林商旅在青唐（今青海西宁）、河州（今甘肃临夏）、洮州（今甘肃临潭）一带往来居留并形成后来的回族聚居区。广州怀圣寺、泉州清净寺、杭州凤凰寺、扬州仙鹤寺、开封北大寺、西安化觉寺即是这一历史的遗留和见证。第二阶段是元、明大发展、大流动的时期，元代大批阿拉伯、波斯和伊斯兰化的突厥人被西征蒙古军队扩充为工匠、军士随军东来，扩编为“西域亲军”，一部分甚至以“探马赤军”作前驱，在灭夏、灭南宋之后，依朝廷政策随地编入正式户籍而成为王朝臣民，连同原来的蕃客，加上仍旧继续大量自行来华的商人和宗教职业者，他们一概被称之以“回回”人，并从而普遍分布于全国各地，史家称之为“元时回回遍天下”、“回回以中原为家”，正反映的是这一事实。但是，这种“遍天下”、“以中原为家”，还是具有相对的聚居区域的，正是在“回回遍天下”后面，紧接着说了“及是居甘肃者甚多”，在“以中原为家”的同时也指出“江南尤多”，其甘肃之“甚多”和江南之“尤多”，显然是陆路、海路交通大开的结果，是同唐宋蕃客的活动轨迹一致的，只是人数更多、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可以说，元代基本奠定了回回在中国的总体分布格局，即全国范围内大分散、小聚居，包括相对集中的区域型聚居地，如陕甘和江南；明、清两朝曾发生局部范围的变迁，明初大规模的移民实边，主要是江淮一带向西北移民，以及对东南蒲氏等回族大族的镇压屠杀，加上强迫同化政策的汉族人口密集之江南地区的更容易实施使“江南尤多”的聚居优势逐渐丧失。另一方面，由于元代赛典赤治滇获得巨大成功及其子孙累世袭任云南等地封疆大吏，接着又有沐英留镇云南子孙坚守直到明终，赛氏和沐氏相继在云南近400年的经营，　其部属多留居云南和以此而“适彼乐土”的其它地区回族的移居，使云南成为回族一大聚居区。清代咸同年间整个西北回民起义被残酷镇压，最终导致自唐代以来形成的关中回族聚居区丧失。到此形成了今天回族在全国仍呈大分散总貌，但拥有以宁、甘、青为主的西北聚居区和云南聚居区，以及包括中原、华北、江南的大范围分布带的居住格局。其中西北聚居区以甘肃（今宁夏、青海在清代前均属甘肃）为中心除个别边缘地域有所消长如清末肃州聚居地的变异（左宗棠灭绝性屠杀），自元代历经明、清三代约700年来，一直作为回族聚居区存在，　虽经清末大规模镇剿，甘、宁、青和新疆（多为近代由甘肃等地流徙）回族人口仍达400　万左右，几近全国回族之一半，正是出于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和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宁夏成立了回族自治区。不能因为回族在全国范围的大分散，因而将以数百万之众集中在甘、宁、青毗连地域的事实淹没在零落小聚居或星散小集中的含混概念中，换句话说，西北聚居区、云南聚居区和包括江南、中原、华北的相对集中的分布带，形成了中国回族一开始就凸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居住地域。正如费孝通先生就此所说：总之，中国各民族的居住形态并不是区划齐整，界限分明，而是互相插花、交错杂居的，这是中国各民族间长期交叉流动和相互交往的结果。尽管如此，同一民族聚居的倾向还是很明显的。应当说，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中，漫长历史上无论战争引起的流徙或者交往增进的友好，频繁密切的联系早已打破了民族壁垒，特别是较早挣脱藩篱的诸多民族来说，早期意义上的共同地域，其实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早已被民族聚居区所取代，不承认这一事实，就会容易陷入刻舟求剑的谬谈泥潭。

共同经济生活，是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内部在经济上互相联系、依赖的关系。对于分散在天南海北的回族来说，只能从民族多数成员所从事的主要经济活动方式上进行考察。这方面从总体上讲，共同经济生活主要表现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需要加以补充说明的是，回族先民——唐宋蕃客的经济活动方式基本上是专门从事商业贸易，其所经营的货物也是具有特色的种类，——香料、药物（非中药）和珠宝玉器，蕃商以雄厚的资本、正宗的货物和精明的经营手段所形成的优势，在这几类行业中具有近乎垄断的权益。这是早期先民经济活动内容及方式不同于元、明、清三代回族的地方，但是就经商方面讲，是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甚至在当代回族经济活动中仍有遗留。此其一。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回族经济生活带来较大影响，——主要是手工业和商业方面。首先是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在前述江南——中原——华北分布带上涌现出一批回族实业家，兴办纺织、化工、电力、火柴、食品、制药、机械、采矿等工业，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一大支流。其次是商业活动领域的扩大和经营规模的发展，给旧中国很不繁荣的商品经济注入了活力；即使在历来落后闭塞的青海，在回族聚居的西宁等地，各种名色的商号纷纷问世，甚至出现了拥资百万元的商业资本经济。可以看作是回族经济振兴的先声。此其二。关于回族经济生活，本文点到为止式仅作提示性综述，不准备作具体的叙说，以保证本文论述重点：语言和民族心理状态这两个歧疑较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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