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文思-普里查德仍然坚守田野作业方法，而在阿赞德人和努尔人中如此紧密相连的田野经验带给他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任何对错误的抽象与粗心套用另一文化观念的谬误已有警觉心的人，都会在此碰到高度的挑战，一切都得重新开始”（道格拉斯，1982：105-106）。道格拉斯盯着裂变制度本身，从而将《努尔人》的理论根源拉扯到“系统论”和“相对论”上（同上，页108-121），却绝口不提埃文思-普里查德对努尔人生态系统和生活方式的描述，这无异于赞同了杜蒙认为可以直接去读《努尔人》第二部分的建议。但是，埃文思-普里查德显然已经不是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层次上撰写民族志了，他之所以不厌其详地描述努尔人的生态系统和生活方式，是想在它们和裂变制度之间寻找一种关系，而正是那座“桥”沟通了二者，尽管他声称是在一个方向上跨越这座“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努尔人》，就不难发现埃文思-普里查德早期的解释学立场了，当然，结构功能主义的色彩并未在《努尔人》中完全褪掉。这种立场不露声色地隐藏在埃文思-普里查德对本土观念的优美描述背后。
　　
　　努尔人生活在欧洲人认为堪称“严酷”的生态环境之中，但在本土人的观念中，他们的土地是世界上最好的（埃文思-普里查德，2002：64），他们热爱自己的土地，又对牛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在与生态环境和牛的共在中，努尔人展开他们的生活。他们随季节的流转而往返于牛营和村落之间，但这种迁徙并不能用莫斯（Marcel Mauss）的“社会决定论”（莫斯，2003）来解释，因为即使在村落中，努尔人也更喜欢在具有更大隐私性的条件下生活，他们对真正的村落生活并没有什么兴趣（埃文思-普里查德，2002：79）。埃文思-普里查德反对社会决定论，但也不认同生态决定论，生态学特征只不过是给努尔人的混合型经济以一种偏向性，这与牛在努尔人价值观念体系中处于最高地位的情况是一致的（同上，页70；112-113），生态环境固然限定着并影响着他们的社会关系，但人们赋予生态学关系的价值同等重要（同上，页114），这里并不存在简单的决定关系。对价值的强调在《努尔人》中反复出现，价值的赋予使得事物具有了意义，各种关系才得以生发出来，埃文思-普里查德就是要把这些关系呈现出来。在他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论述中，这种关系的梳理无疑是最清楚的，这种关系存在于生态学系统、时空和裂变制度之间，也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间。但是，价值是如何被赋予的呢？这个问题在《努尔人》中没有答案，或许在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其他作品中也没有，它是“神秘的”。
　　
　　《努尔人》的内容在很多人眼中是“分裂”的，但这正是因为对“桥”的轻视，这座“桥”不仅是沟通内容分裂的结构之桥，也是暗含着作者学术转向的文化之桥。
　　
　　四

　　埃文思-普里查德的“桥”在《努尔人》中的理论价值是很明显的，但是，就时间和空间的研究本身而言，它在学术史中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
　　
　　时间和空间都是一种范畴，范畴相应于事物最普遍的属性，它们构成了将所有的思想都涵括在内的框架，人们的思考离不开这些框架。但是范畴源自何处？哲学对这个问题有先验论和经验论两种学说，经验论的反理性主义实际上消解了范畴本身；而先验论则必须面对一种超验的力量，但它并未得到充分的解释和证明。涂尔干试图用实证的社会学分析来摆脱这种困境，并提出了集体表现的概念，认为“集体表现是广泛合作的结果，它不仅延展到了空间，也延展到了时间；各种各样的心灵联合、结合和组合起来，构成了它们的观念和情感，构成了这些表现；对这些表现来说，它们是由世世代代的经验和知识长期积累而成的”（1999：17）。涂尔干假设了范畴的社会起源，并将社会看作是自成一体的实在，由此展开了他的社会学研究。集体表现与社会概念的提出和确认给康德的道德找到了一个经验上的根基，并弥合了先验论和经验论之间的理论鸿沟。但是，涂尔干或许没有意识到，他的“集体表现”也是成问题的，因为他必须面对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尽管如此，他所开启的社会学之门仍旧带来了很大的启示，而他对古典经验主义的批判也堪称经典（涂尔干、莫斯，2000）。
　　
　　埃文思-普里查德显然受到了涂尔干的影响，但是，他对社会作为道德系统的观点的认同，并未使他最终成为后者的忠实拥趸，这与他对社会决定论的警惕是直接相关的。他在“努尔人的时间估算”（Nuer Time Reckoning）一文中有一段论述：“在我们的观点中，对时间的感知是时间估算的功能，因此是社会地决定的” （Evans-Pritchard，1939：209），但在一年后出版的《努尔人》中，这段论述却被删去了（Alfred Gell，1992：15）。这里，埃文思-普里查德表现出了一种极其审慎的态度（2002：126）：
　　
　　我们一直把我们的讨论限制在努尔人的时间估算系统上，而没有考虑个人感知时间的方式。这个问题充满了困难。因而，一个人可以参照自然界的表现形式、其他个体的身份以及参照他本人的生活史中所发生的变化来计算时间的推移，但是，这样一种时间估算的方法没有广泛的共同效度（collective validity）。不过，我们承认，我们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观察评论空泛而肤浅，而要进行更全面地分析则是我们力所不及的事。我们只不过介绍了该问题中与前面所作的关于生活方式的描述以及后面所要谈到的关于政治制度的描写直接相关的那些方面。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埃文思-普里查德不谈人的因素而只关注于结构本身，相反，人们对事物的价值赋予始终在《努尔人》中占据着首要的地位，只不过人在这里不是个体的人罢了。因此，如果说涂尔干和莫斯是在反思社会与个体相对立的观念的基础上来讨论“原始分类”的话，埃文思-普里查德则更严格地遵守了“社会作为道德系统”的原则，同时又在其中增加了价值与意义的维度。或许，这正是他远离法国人而转向解释学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再来理解他对时间与空间的论述，便会发现，不管是生态时间还是结构时间，它们的形成和存在并不维系于结构本身，而是因为人们的价值赋予。换句话说，虽然所有的时间都是结构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归根结底是社会的，毋宁说，它们的根源在于文化；而时间之所以体现出结构性，乃是因为它们只是概念性的表达，“它不太像协调事件的工具，而像协调关系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一种回顾，这是因为关系必须根据过去来予以解释”（同上，页127）。人们根据活动赋予生态时间以价值，同时，时间的推移也是在不同活动之间的关系中被认知的。由于活动在不同的场景或季节中疏密有别，人们对时间的感知也是不同的，时间因此有了不同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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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