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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近来读书的风气渐变，不是太实用就是太草率。实用者好像带了既定目标匆匆到超市购物，从货架上拣了自己需要的那几样东西，便匆匆直奔收银台，银货两讫便扬长而去。草率者则仿佛在网络上撒网打鱼，凭了几个“关键词”就漫天钩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串起来就算，全不顾前后左右语境背景。在这个数量胜于质量，速成优于沉潜，急躁多于从容的时代，不要说“静夜远钟伴他青灯古卷”，就连“凭几听雨任我神游书卷”，也都早已成了遥远的往事。
不是批评别人。这三十年间，自己也曾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风气下做所谓学术。读书的时候，也不免有实用和草率的毛病。不过，好在当年毕竟读的是古文献，专业的需要逼得自己不得不慢慢地在故纸堆中逡巡，后来做思想史，思想加历史让自己不得不定心在东洋西洋杂书里爬梳。毕竟进入学界已经三十年，总算是读了若干本书，至今仍不习惯在网上快速钩辑，还是要用笔（或电脑）细细记录读书心得。多年积攒下来，有手钞的卡片，有成本的笔记，也有电脑的电子文本。特别是近十几年，读书时常常写一些文摘或札记，也偶尔作一些提要或心得，这些文摘、札记、提要和心得，混杂在日记里，使我的日记既不像有意留作证据的历史，也不像完全私密性的档案，倒像是一个资料簿子，很多时候我写论文，还得回头去翻检日记，寻找线索和思路。
流年颇不利，2008年4月起，因视网膜脱落的缘故接连手术，出了问题的左眼不便再看电脑，勉强用只眼读书，便又回头以纸笔写札记作摘录。当我重新用纸笔写读书笔记的时候，才回头感受到旧时的读书滋味，滋味与速度常常恰成反比。只有简帛而没有印刷术的时代，人常常钞书，这时读书不仅记忆深刻，常常能读透纸背的意思，背书成了常见的方式，或许不曾刻意，却往往能够过目成诵；等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书来得容易，人们常常买书，书肆成为知识渊薮，藏书楼成了知识仓库，不再畏惧知识化为烟云，需要记忆的只是考试内容，遇事查书成了常见的方式；等到了铅字时代，方便的图书馆和分科的学术体制，让人们各扫门前雪，只管一亩三分地，似乎连查书都各自划定了畛域，懒得越境也懒得旁骛。现在更好，有了互联网，纸和笔便束之高阁，不要说背，连读都懒得读，遇事便乞灵电脑，考索则拜托网络。有一个朋友写了大书，据说文献多来自虚拟空间，成书时连网络痕迹都懒得抹去，一任它在那里作梗犯科。
下面是近年来读各种东洋杂书所作的笔记和摘钞，需要略作说明的是，为专门研究读的东瀛史料不在其中，可是，实际上最花时间也是读得最认真的，恰恰是那些并不收录在这里的文献。所以，这里收录的“札记”恰是“闲览”，只是一个以学术为职业的人，虽本应是荒江野老，却不免也想从象牙塔中，找个窗户往外眺望一下历史和波澜，其中，泛览的东洋杂书，便成了眺望异域的窗户，瞎取个名字，就叫“隔岸观澜”。
2009年12月28日于上海
池内敏《唐人杀しの世界──近世民众の朝鲜认识》
池内敏《唐人杀しの世界——近世民众の朝鲜认识》（临川书店，京都，1999）记载的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宝历十四年（1764）四月七日，到江户祝贺德川家治第十代将军袭职的朝鲜通信使，在归国经过大阪时，对马藩通词铃木传藏把通信使中官崔天宗杀死，十八日，传藏被捕，五月二日被处死。因为此事，朝鲜通信使滞留大阪达一个月（这一年六月二日改元明和）。这一事件，由于记录、传说和加工，在日本被写成小说、歌舞伎、净琉璃，反复上演，而日本和朝鲜两方所说的事实也大相径庭，这充分反映了当时两国的相互不信任感（参看其《序》，1-2页）。此后，日本方面演绎的故事，变成崔天宗与日本游女留情，以信物为证，后回国，而游女生子。崔回朝鲜后，因其妻与其甥通，并设计陷害崔，其甥冒名顶替为官，并出使日本。铃木传藏即崔氏之遗腹子，为父报仇，故杀害了假崔天宗。
据日本学者说，此故事如此受日本人欢迎，据说是因为与《国姓爷合战》的郑氏故事一样，因两者之母皆为日本人故也。这很有趣，也值得想一想。（2006年7月8日）
本田实信《モンゴル时代史研究》
关于蒙古时代史的研究，据杉山正明说，首先应当注意的就是这部《モンゴル时代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本田实信是日本甚至是世界上关于这一时代建立在两大类史料（パルシア语和汉语）基础上作严密研究的开创者，他的著作是全世界蒙元学者都要阅读的，在他之后使用“蒙古时代史”这一名称，就很引人注目了，而这一时代史是不好放在十三十四世纪“中国”这一框架中的（杉山正明：《モンゴル时代史研究の现状と课题》，载佐竹靖彦等编《宋元时代史の基本问题》497页，汲古书院，东京，1996）。
杉山的评介很值得注意，他指出，研究蒙古时代需要在工具上拓展领域，因为不仅元代汉语文献，包括了雅文（古典汉文）、吏读（记载事务和各种文书的文体）、白话（口语）、蒙古语直译体汉文四种。而研究这一时代史，还要懂得阿拉伯文以及藏文、梵文（Sanskrit）、拉丁文等等；他又提出，（一）从宋到元，中华世界出现了重大的转变，由于蒙古时代拓展了“中国”，而这一拓展的“中国”，无论在事实上还是记忆上都被系统化了，一直影响到现在；（二）对于日本研究者来说，应当注意宋元时代是竺沙雅章《征服王朝の时代》（新书东洋史3，讲谈社，1977）中提出的走向，一是从北宋-金-元，一是从北宋-南宋-元；而北方这一脉络的研究是不够的。（三）在日本，宋元时代史的倾向，有坚持华夷思想的文明主义，有所谓民族国家的立场，很多人由于把辽金元视为夷狄，所以常常好用“征服王朝”的概念，也常常使用“纯中国世界”VS“非中国世界”，或者“中国本土”VS“边境地区”的两分，但是，近现代欧洲和日本习惯使用的“中国本土”的想象和概念，不过是晚清民国以来的现象，而不是长期的历史中固定不变的结构（504-506页）。
顺便可以提到的是，他说道，现在欧美关于蒙古史的研究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伦敦大学研究伊朗史的David Morgan，其优秀的代表著作是关于蒙古帝国的概论书The Monggols（Oxford，Blackwell，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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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0-1-17 2:01:44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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