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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康称，鲁迅和郑振铎“他们都是中国现代木刻运动的导师”。他与鲁迅合作编印了六大册的《北平笺谱》，堪称民国时期艺术水平最高的传统版画集。他还编印了《十竹斋笺谱》，编纂了《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等重要作品。
1935年，在燕京大学横遭妒忌和排斥的郑振铎，南下上海在暨南大学任文学院长。他主编了《世界文库》，在两年的时间里，先后选编了六十九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七十三种外国文学名著，其中有鲁迅翻译的《死魂灵》第一部、郭沬若翻译的《华伦斯太》、梁宗岱翻译的《蒙田散文选》、傅东华翻译的《吉诃德先生传》、周扬等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等等。
郑振铎先生痴迷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在国家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他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神圣使命。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许多著名藏书楼成为日军轰炸目标，珍贵典籍散失或遭受侵略者掠夺。没有撤离的郑振铎，不顾个人安危，发起组织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收购了四千多种高标准“善本”，“抵得上当时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库”，正如他后来所说：“我们创立了整个国家图书馆。”留守“孤岛”的四年里，他还与胡愈之等人翻译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编辑出版了二十卷的《鲁迅全集》。
郑振铎是官员。传记介绍了他作为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后又为文化部副部长，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法令，禁止文物和善本流失国外。在他的努力下，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傅增湘双鉴楼、李氏宣荫楼等珍贵藏书化私为公。他还成立秘密收购小组，赴香港收购珍贵文献，促成了许多珍贵图书的回归。他到苏联访问，通过摸底、交涉，促成苏联归还《永乐大典》残本十一册和《聊斋图说》、《刘知远诸宫调》等大批珍贵古籍。
郑振铎先生是藏书家，他去世之后，他的夫人高君箴遵其遗志，捐献给国家的珍贵图书有一万七千多部、九万四千多册。
有感于“现今的研究界、评论界对郑振铎的冷落”，陈福康曾请郑振铎先生的儿子郑尔康用微缩胶卷将他父亲的日记拍摄下来，阅读研究，历时二十载，整理出版了《郑振铎日记全编》。接着撰写出版了近六十万字的《郑振铎年谱》、五十万字的《郑振铎论》，1994年写作出版了五十万字的《郑振铎传》。但他觉得原先那本传记偏重于郑振铎在文学领域的贡献，而对郑先生在艺术史研究、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编辑学、民俗学、博物馆学、图书馆学等方面几乎没有涉及。所以，十八年之后，陈福康推出了这部更为详尽的《郑振铎传》，根据新发现的资料，重写了许多章节，新写了十万字，其中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如，郑振铎父亲的名字，连郑尔康都不知道，是陈福康参与研究发掘出来的。解放后郑振铎指挥抢救文物的章节也全部是新写的。
传记中《一部奇书》这一节，记述了抗战时期郑振铎代国家机关收购《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的故事。关于这套稀世孤本收购的详情，郑振铎本人曾多次说过，后来徐迟、郑尔康的文章中也都有详细描述。然而，陈福康则根据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出版的《艺林丛录》里的一篇写于1944年的题跋，指出事情更为曲折：这是书贾杨某、古董商孙某，和郑振铎的另一位朋友潘博山联手设的圈套，看中郑振铎爱国爱书的情结，将书涨了二十倍，大捞一把。郑振铎本人则被蒙在鼓里，还称“保存文献，人同此心。博山为我辈中人，故尤具热忱”。
陈福康不为尊者讳。为郑振铎先生作传，自然不可能回避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例如，对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诚哉滔滔不绝，然此仍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有人也借鲁迅此语，贬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陈福康在传记中指出，鲁迅是“误会”了，因为鲁迅写信时，全书还没有出版。陈福康认为，此书“在论述中较好地处理了作家、作品、流派、思潮、运动等等的关系，做到自成体系，从横的方面反映了各个时期文学的总貌与成就，从纵的方面又体现了文学史发展的线索与规律”。
合上厚厚的《郑振铎传》，笔者不由得沉思：在单一的领域，郑振铎不一定是位列其首的大家，但像他那样集多种身份于一身而在各个方面成果斐然者，在现代中国恐怕不多见。相比之下，他显然是冷寂的。或许，是因为他走得太早，五十一年前的10月17日，他在出访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遇难；或许他解放后也没有太多的坎坷，因而也没有了炒作的卖点，在研究界、在媒体上“热”不起来。但愿陈福康《郑振铎传记》的出版，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李一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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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09年11月22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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