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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僧首先出现于开南嵯浮山顶，后遇普苴诺大首领张宁健，获其顶礼。“诺苴”，疑即“罗苴”，军中百名精壮之兵的首领也。故张宁健可能是一位率领精兵的大首领，又是“三赕白”的一员。故此，其子张健成在盛逻皮时代被派遣入唐，受唐玄宗厚待。梵僧南下，“后出和泥大首领宋林则之界焉。”《元史·地理志四》云：“开南州，州在路西南。其州分十二甸，昔朴、和泥二蛮所居也。”可知在景东的东南方，直至红河县，早有和泥蛮居住，和泥即今哈尼族的祖先，宋林则是哈尼族最先接受佛教的人。元代在今红河县正西，设有“和泥路”。
梵僧再南下“忙道”。忙道即芒乃道，“芒乃”是“勐泐”之对音，傣语称今西双版纳之地也。系指景洪、勐海一带。这里在南诏时属银生节度下的黑齿蛮等部以北的地区。
据研究，西双版纳的上座部（小乘）佛教，是七世纪初从缅甸传入的。此地最早的佛寺是615年建于景洪的“瓦巴姐寺”（意为森林里的佛寺）。在勐海的“大佛寺”，始建于是651年，完工于671年。（注：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186页，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北京刊。）所以，当大乘梵僧来到此地时，感到“虽有宿缘”，却“未可教化”。他便大显神异“腾空乘云，化为阿嵯耶像”，终使李忙灵信服。
“老人”所铸的铜质阿嵯耶观音像，后来被找到。《第七化》中说，嵯耶九年（897），“石门邑主罗和李忙求奏云：‘自祖父已来，吾界中山，上有白子影像一躯，甚有灵异。若人取次无敬仰心，到于此者速致亡口；若欲除灾禳祸、乞福求农，致敬祭之，无不遂意，今于山上，人莫敢到’，奏讫，遣慈爽宇（字）李行将兵五十骑往看寻觅，乃得阿嵯耶观音圣像矣。此圣像即前老人之所铸也，并得忙灵所打鼓，呈示摩诃。摩诃倾心敬仰，熔真金而再铸之。”（注：1987年，在维修大理千寻塔时，发现了纯金制阿嵯耶观音立像，高8厘米，重135克，约作于南诏晚期。见《南诏大理文物》图版7。）
画面上所绘之“阿嵯耶观音圣像”，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应是流行于中南半岛的样式。（注：李玉珉：《张胜温梵像卷之观音研究》，台湾东吴大学《中国艺术史集》第十五卷，1986年刊。）它和印度、尼泊尔、爪哇等地同期观音像之最大区别，是取消了斜坡的“络腋”。依此圣像手印而言，更接近缅甸观音的形态。缅甸此时称作骠国，七、八世纪时佛教发达，大小乘并行。（注：《新唐书．骠国传》。）它与南诏往来密切，更加“南诏以兵强地接，常羁制之”。
因此，我们推测这位携带观音像的梵僧从骠国入吐蕃，从吐蕃而至开唐，再南下忙道传法。李忙求所说的“白子影像”者，或许就是“骠子影像”也。但他们很敬畏这白子影像，“人莫敢到”，可知大乘佛教在忙道未能扎根下来。石门邑主李忙求名字上加“罗和”二字，似信仰小乘“罗汉”者也。
如我们的判断无误，则可概述如下：在唐武则天时期，骠国圣僧北上，经吐蕃而至开南，他所携带的观音像，遂有“阿嵯耶”之号。他南下至和泥部，获大首领宋林则之顶礼。他再南下芒乃道，大首领李忙灵及一老人，铸造了一躯观音像，供于山上。此次传法最重要的是得到张宁健之崇信，张氏是文化较高的“三赕白”的一员，又有军事实传法最重要的是得到张宁健之崇信，张氏是文化较高的“三赕白”的一员，又有军事实力，所以大乘佛教与张氏结下了因缘。
综合上述第三、四、五节的分析，使我们知道，婆罗门教之湿婆派，自唐高宗中期以来即向乌蛮的蒙舍赕的细奴逻、罗盛等传教，故后来的南诏国王室，自称“大封民国”，国王亦自号“大封民”。此教在融和于大乘密教过程中，仍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建于南诏晚期的大姚“磬锤塔”就是证明。阁逻凤之弟阁陂大和尚，应是一位承继婆罗门教者，故名种记述南诏佛教高僧的文献中言不及之。
另一方面，自武则天时期以来，骠国的大乘佛教就已传至白蛮张氏，阿嵯耶观音的形象深入人心。南诏的领国皆为佛教国家，故而“统一六诏”（在唐朝的支持下，737）、北臣吐蕃（751）的政治、军事形势，内部团结白蛮的现实，都推动着婆罗门教与密教的融和。用阿嵯耶观音化现的手法，把两教统一起来，可谓明智之举。
所以，经过大约二百年的两教融和，到中兴皇帝时代，才有“未知何圣为始”的发问；重修崇圣寺时乃有“殿中三像以何为中尊”的争论。（注：李元阳：《云南通志》卷十三云：“李贤者，姓李，名买顺，道高德众，人呼李贤者。唐南诏重建崇圣寺之初，李贤者为寺厨侍者。一日殿成，诏讯于众曰：‘殿中三像以何为中尊？’言未及时，贤者厉声曰：“‘中尊是我！‘诏怒其不逊，流之南甸，至彼坐化。”）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南诏德化碑》（766）中说阁逻风“坐南面以称孤，统东偏而作主。然后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叙卑，位分九等，开三教，实四门……”这段话之含意了。就是在礼制建设中，把阐扬儒、佛、梵三教定为国策。而五斗米道早已融入巫鬼教之中，在南诏王看来，似乎是不必特加阐扬的。
六、关于益州金和尚
《第七化》有文字而无图画，文云：“全义四年己亥岁（819），复礼朝贺，使大军将王丘佺、酋望张傍等部至益州，逢金和尚，云：‘云南自有圣人入国授记。汝先于奇王，因以云南遂兴王业，称为国焉。我唐家或称是玄奘授记，此乃非也。玄奘是我大唐太宗皇帝贞观三年己丑岁（629）始往西域，取大乘经，至贞观十九年乙己岁（645）届于京都。汝奇王是贞观三年己丑岁始生，岂得父子遇玄奘而同授记耶？又玄奘路非历于云南矣。’”
“大军将王丘佺”可能就是《南诏德化碑》中的“军将王丘各”。《旧唐书·南蛮传》云“（贞元）十四年（798），异牟寻遣酋望、大将军王丘各等贺正兼献方物。……十二至十五年（796－799）比年遣使来朝，或年内二、三至者。”
但是，王丘佺在益州所逢见者绝不是金和尚（684－762），因全义四年时，金和尚去世已57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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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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