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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觉得在哪些方面还需要改进我们的保护方式?
康保成：首先要加快立法保护的进度。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迟迟未能出台，这对“非遗”保护很不利。当然，立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既然迟早要做，那就迟做不如早做。有些难点，可以公开拿出来让专家和传承人讨论，组织专门的研讨会，吸收各种不同意见，尽快形成共识。“忠言逆耳”，有关方面不能只听好听的话，有些批评的话对于立法很有建设性，更应受到重视。自2005年以来，关于对“非遗”进行立法保护的论文发表了不少，建议有关方面予以研究和采纳，也可以从中发现人才，让这些人加入到文化部的“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和立法起草小组。
其次，珍惜自己民族的东西，把宝贝看成宝贝，要有一个保护意识。日本人很珍惜“旧”东西，他们内心的保护意识往往令中国人受到震撼。例如名古屋附近有一个“明治村”，就是把明治时代日本的经典建筑，用移筑的方式保存起来。一个建筑能保存一百多年很不容易，因为街道规划要发生变化，加上地震、战争，绝大部分倒塌了。有两位民间人士倡导建设明治村，不是政府，也不是国家。他们呼吁人们募捐保护，把明治时期日本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移筑到这里，使这里成了明治时期日本标志性建筑的博物馆。后来这里也成了一个旅游景点，效果很好。
时代呼唤“文化遗产学”的建立
记者：目前“非遗”的研究队伍情况是怎么样的?
康保成：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队伍正逐渐整合，存在“非遗学科化”的问题，就是建立一门学科，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把它学科化。最近“非遗”保护推动了整个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光是非物质，而且物质型遗产的研究也在转向，连名称都改了，例如有些原来叫“考古”或“文物研究所”，现在改为“文化遗产研究所”。这就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能不能把“文化遗产学”变成一级学科，其下包括两大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型的文化遗产。这样的话，研究队伍就有整合的可能，不然各说各话，虽然有些话题相同，但难免自说自话。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是“关公战秦琼”，你根本说不到一块去。“非遗学”建立以后，学者需要调整他的研究方法、研究宗旨、研究目的，甚至研究对象也有一部分调整。现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不少，但需要整合，需要学科化。
记者：结合您的体会，请您谈谈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情况。
康保成：在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大剧种看来问题不大。昆曲，国家特别重视，京剧曾被称为“国剧”，覆盖面极广，几十年、上百年不会濒危。粤剧、秦腔、豫剧、川剧等各省都很重视，有的还有戏校，传承人问题不难解决。问题在小剧种，小剧种往往带有“活化石”性质，可能蕴藏着一些古老戏剧形态的信息，一旦消失，就不会再有了。而小剧种的传承一般是师傅带徒弟，这就有断线的危险。比如广东有全国唯一的西秦戏剧团，他们是文化部命名的“天下第一团”，剧团团长非常担心这些剧种的生存状况。他跟我说，他走了后这个团就演不下去了。广东白字戏状况要好些，它虽然也是濒危剧种，但用方言演唱，当地人可以接受，剧团和观众都比较多。西秦戏用官话演唱，他在一个方言很浓厚的地方用官话演唱，生存就比较困难，像这样的，政府就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现在西秦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过一段时间，传承人老了、去世了，下面人接不上，这个项目就没有了，就要摘牌。这个在国外是有先例的，我们可以借鉴。在日本有些“无形文化财”可能随着城市化无法传承下去，就得把这个项目从“非遗”名录中去掉。我想，如果哪个项目被拿掉了，当地的文化部门应当承担一定责任。你就要检查，资金有没有到位，政府有没有培养学生的措施，等等。
记者：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何建议?
康保成：作为学术研究机构，我们愿意为“非遗”保护做一些事情。最近，我们中心的负责人专门拜访了文化部“非遗”司的主要领导，汇报工作并主动请缨，希望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信任。我们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倾听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人大能在法律上为“非遗”保护提供依据。总之，希望我们的“非遗”保护尽快制度化、有序化、常态化。
□本报记者 武勇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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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5-18 15: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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