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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记者：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探索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学术发展。“理论自觉”这一提法现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30年来，中国学术在创造丰硕成果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学术自主意识正在进一步提升，其中，建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显然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您是否可以告诉我们，在“理论自觉”和“中国的学术话语权”方面，中国社会学作出了哪些贡献?
郑杭生：1997年，费孝通先生即提出了“文化自觉”。我在研究费老的学术思想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这一概念和命题。我高兴地看到，受到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启发提出的“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命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
在费老看来，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他强调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研究的基本问题，如要研究天人之际，要研究精神世界，要研究文化与不朽，要研究意会，要研究“我”、“心”，等等。在他看来，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涵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他甚至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如果不达到这个层次，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学”。费老提出的上述基本思想和基本领域，可以看做他对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遗言。我们有责任用自己的思考和研究来实现费老的这个学术遗愿。
在我看来，费老集中指出了“文化自觉”不可或缺的五个主要方面，即 “文化自觉”的内涵、使命、目标、艰巨性、重要性以及实现途径。这些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提供了多重启发。因为，“理论自觉”同样也有自己的内涵、使命、目标，也有自己的艰巨性、重要性以及途径。当然也必须看到，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相比，除了一般的共性，毕竟还有自己的特殊性。理论是文化的系统化形态，是对文化现象的提炼、概括，理论自觉不能没有自己的特殊内容、表现和要求。因此，我们要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作出具体的阐述。但是，在我们着重说明“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特殊性时，我们也没有忘记费老的启示，因为一般性和特殊性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我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做了五点说明：第一，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指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有“自知之明”，包括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中外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第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具有自己的双重使命，即一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二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第三，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要达到两个目标、把握两个自主，即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这两个自主是具有根本性质的。第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艰巨过程，即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加强自主性的过程。如果没有自主性，只有边陲性，没有自己可美的东西，只有别人可美的东西，那就做不到“各美其美”，那就只剩下单纯的“美人之美”，为他人做嫁衣裳了。第五，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当前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也只有遵循“实证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达到既不能看轻自己、抬高他人，也不能反过来，看高自己、看轻别人，特别不能只承认外国人的理论是理论，不认可中国人的理论也是理论。
“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对增强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主体性、增强民族自信性起了并且还会起到巨大的作用。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社会现实、我国社会建设的巨大社会需要，为社会学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但是如果没有“理论自觉”，如果还是用西方的观点、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巨变，还是在西方的笼子中跳舞，那么，这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不过是、仅仅是西方的观点、西方的理论的某种案例、某种例证。这是典型地为别人做嫁衣裳，而不是通过这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创造自己的理论、自己的学术话语，为世界社会学增添我们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的创造。现在一个好的趋势是，这种情况正在逐步减少。这对中国社会学界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
记者：我浏览了您的著作《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四卷本，感到“理论自觉”并不是您近一两年才产生的想法，而是贯穿在您的社会学学术历程中的一个追求。请您简要地回顾一下“理论自觉”提出和发展的历程。
郑杭生：继承社会学前辈的事业，是二十多年来我给自己设定的、并锲而不舍地加以追求的一个学术目标，这就是“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以及通过这种追求，对实现“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社会学深层理念有所推动。这个学术目标应当说早已包含了“理论自觉”的思想。
我的“理论自觉”追溯起来大约可以从20世纪80年代初在英国进修时算起，一直持续到现在。只是当时还没有形成“理论自觉”这一概念，还没有意识到可以用这个新概念来梳理自己的及至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历程。在这个意义上，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理论自觉”轨迹上的新起点、新境界。
作为上述追求和探索的结果，我和与自己一起工作的学术群体，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有新视角的社会学中国化理论(简称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以及实践结构论等理论。这些理论的提出和论证，其实都是“理论自觉”的一个个轨迹点、支撑点。这些理论都是运用世界的学术眼光，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开发中国的传统学术资源、借鉴国外的社会学理论前沿，对自己进行反思、对别人加以审视，从而提炼自己特色的结果。
在《自序》中，我对自己的社会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说明(大约9个方面)，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类型的探讨；对“价值中立”的具体分析；对与前沿意识相结合的草根精神的提倡；对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学反思和总结；社会互构论与“理论自觉”的彼此推动；对西方社会学理论整合困境的超越；对一些理论误导的学术剖析；学术话语权与理论自觉；学术争鸣、时代精神与理论自觉；等等。几乎与此同时，我还专门写了文章，对“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目标和途径作了论述。
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目标要解决一个问题：是要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还是要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我们的目标当然应该是前者。
要做到“理论自觉”，中国社会学必须有自己的学术精神和灵魂。我在2007年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上所作的主题发言中，提出并阐述了中国社会学的两大精神——“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顶天立地精神”。所谓“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所谓“顶天立地精神”，即前沿与草根相结合的精神。一是要有世界眼光，站在国际社会学的前沿，把握新的成果和趋势；二是要有草根精神，深入到我国基层社会的建设实际，把握制度创新的脉络。这两种精神指向拓宽了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视野，提升了理论社会学研究者的思考境界。
“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主要途径是：对“两类挑战”做出自己的理论概括；对“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这些也是我2009年7月20日在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的主题报告中强调的。
我一再阐明，“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的提出，受到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启发，但同时“理论自觉”又有与“文化自觉”不完全相同的特殊性。综合“理论自觉”的各个要素，可以把“理论自觉”简要地规定为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进行“建设性的反思”。“理论自觉”范畴一经形成和提出，就有这样那样的方法论意义，其中之一就是既为回顾、又为瞻望、也为观察中国社会学的成熟度，提供新的概念工具、新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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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9-9 15:25:1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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