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文山：当代传播理论体系是由各个学派组成的，主要有实证主义学派、批判主义学派、建构主义学派和人类学派这四大学派。其中，认知主义或实证主义学派是建构在传统认知心理学基础上的，而心理学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霸权地位，其研究方法也都是自然科学移植过来的。实证是一种数据分析，把一个传播现象给成分化、数据化，寻找传播现象的因果关系。此外，实证主义关注的是普世理论，容易忽略传播的特殊性和多元性。当然，后来出现了文化新实证主义，就是说承认文化的相对性，但将之简约化、客观化。比如，它将某种文化解读为男性化文化和女性化文化，这些都是干巴巴的东西，文化这么丰富，几个简单的描述怎么能够涵盖呢?

　　还有古典传播理论，在逻辑、信誉、情感表达和文化这四大层面中，它更强调逻辑。现代西方文化重视逻辑与理性，中国文化则更讲究寓情于理、情理交融。因此这两种文化在交流时，有时会出现一些冲突。西方人往往将自己的文化体系标榜为普世的，假如只是将之称为西方的，那就谈不上对其他文化的偏见了。正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本有西方局限性，却被标榜为普世的、放之四海皆准的，从而就出现了西方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偏见，比如有些学者用西方的视角来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现象。而且，我们有些中国学生，跑到西方去学习传播学，不批判地接收，而是人家说普世的就不做反思地拿来就用。我们作为华人传播学者，应该有双重文化视角，在学习传播学时，也需要好好挖掘东方的传播学视角。否则我们的研究就会延续文化间的障碍，而不是克服。

　　建构主义和人类学派都是反实证主义的，他们认为实证主义过于简约化，无法把事物的复杂面展现出来。人类学派比较重视用本土视角来研究传播。我的导师Donal Carbaugh就很强调本土视角。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从身份、交际行为和情感层面分析了中国的“面子”文化，就是受他本土视角的影响。最早提出本土视角的是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Clifford Geertz。

　　建构主义则更强调多元，而不很注重本土，认为意义本身是变动的，环境一变意义就会随之改变，更不用说多民族多文化间的更复杂的交流了。建构学派强调文化如何通过话语、传播进行解构和建构。它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分流，但这是一种健康的发展，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心理思维的建构是在人们社交过程中形成的，一旦内化后就会稳定下来;另一种观点强调社会化的力量，认为通过新的沟通方式，原来被建构的会再次被解构，从而得到重新建构。

　　批判学派主要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其中主要包括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和欧洲大陆哲学，如解构主义等。在西方的功能主要是消解第四种权力，即媒体的霸权，同时探索一条告别现代性的新文明道路。批判学派在跨文化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主要关注点不是消弭所谓的文化间差异，而是关注跨文化传播各方的权力均衡和地位平等。

　　记者：现在这种西方偏见是否有所改观?

　　贾文山：这种偏见在目前依然比较严重，不过有改观。今年12月香港城市大学和中国传播学会将召开一个会议，其主题就是“全球传播，本土视角”。我认为要纠正这个偏见，需要西方学者和世界其他地区学者共同的努力，要学会用本土视角来研究本土的传播现象。

　　与此同时，西方有些学者也在努力纠正这种偏见。比如Robert Oliver，还有一位从台湾去夏威夷大学的学者Godwin Chu。Godwin Chu在1980年代就与一位印度学者合编了一本《传播理论：亚洲视角》(Communication Theories, Asian Perspectives);还有另外一本书《传播理论：东西方视角》(Communication Theories, Eastern, Western Perspectives)，它收录了当代著名新儒家学者成中英的一篇文章，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那位主编很有眼力。成教授是在东西方哲学研究界中对传播学最敏感的一位学者。2002年，我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传播理论与研究：反思、新疆域、新方向》(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Reflections, New Frontier, New Directions)。书中收录有一篇犹太裔美国学者的文章，专门研究中国谈判风格，还有一篇文章研究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健康传播，还有一篇文章专门探讨象形文字等对孩子想象力的影响，诸如此类。

　　但是，跨文化传播学的本土化与其他社会科学比较起来是相对迟缓的。比如社会学、人类学的本土化始于20世纪30年代，那时候有费孝通先生的乡村中国研究;而心理学在华人世界的本土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

　　中国的调解文化创造和谐

　　记者：中国目前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现状是什么?

　　贾文山：宽泛地讲，自从人类出现以来就有跨文化的实践。但作为学科，以现代的范畴讲，真正将西方的跨文化传播介绍进来，最先大概是1983年何道宽写的《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交际》。此外还有时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的胡文仲、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贾玉新和北京大学的关世杰等。现在中国跨文化交际协会已成立10年，期间召开了7次年会，与海外的跨文化交际协会交流和互动越来越多。我虽然在美国任教，但三年前也被该学会接纳为会员，并被评选为该协会的理事。

　　最近，该协会还创办了会刊《跨文化交际研究》，我也有幸被聘为编委。目前全国有十几个跨文化研究中心，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甚至创建了跨文化交际系。我预测跨文化视角将会统领多种学科，政府、社会、公司及个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将会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极大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因此我呼吁政府和企业大力支持跨文化教育，开拓跨文化培训与咨询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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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8-26 16: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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