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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文山，美国麻省大学传播学博士，现任美国加州杰普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 传播系终身教授、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兼任国际跨文化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跨文化交际协会常务理事、《跨文化学刊》顾问编辑、清华大学《全球传媒学刊》编委，并担任多家出版社及国际学术刊物审稿人。贾教授曾任杰普曼大学传播系系主任和杰普曼大学教授人事委员会主任，也是美国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指导教授、清华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曾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进行跨文化传播师资培训。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理论、跨文化传播、全球传播、中国媒体等，其三部英文著作均获得美国图书馆协会杰出学术著作荣誉。因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贡献，他曾荣获国际跨文化研究院杰出成就奖及杰普曼大学教授最高学术成就奖。
作为一个新型学科，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报记者就跨文化传播学在西方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在中国的发展等方面，采访了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专家贾文山教授。希望本次采访能有助于读者了解最新的国际跨文化媒体战略、对话、说服、修辞等理论与实践，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文化传播力与竞争力。
不能用尺子测量海水的咸度
记者：请您谈谈跨文化传播学科在美国诞生成长及其发展的历史成因。
贾文山：现代意义上的跨文化传播学诞生于美国。二战结束时，美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的挑战：在国内，如何解决贫富差异、缓和种族矛盾、加强性别平等及平息民权运动等问题逐渐突显;在国外，作为一个战胜国和新型世界领袖，美国又面临如何有效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及国际商务往来的难题。1950年代末期，两位美国记者出版了一本《丑陋的美国人》，轰动世界。该书以虚构的方式刻画了美国外交官和美国商人因不懂跨文化交际，造成形形色色的失误和窘相。比如很多美国外交官不懂其所在国的语言和文化习俗，看不懂当地媒体，只躲在自己人的交际圈内。这本书的畅销提高了美国社会的自我认识，更推动了跨文化传播学的诞生。
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著名人类学家Edward T. Hall首次提出了跨文化传播这一概念。针对过去人类学家只研究单一文化的缺陷，他指出文化间接触与沟通的新研究方向。他有三部关于跨文化非言语交际的经典著作，《超越语言》(Beyond Language)、《隐形的多面》(The Hidden Dimensions)和《不发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跨文化传播的学科基础。因为他的杰出贡献，他后来被聘任为美国国务院下设的外交培训学院院长。该学科的另一位奠基人是Robert Oliver，他研究修辞学，著有比较修辞学名著《古代印度与古代中国的修辞学》(Rhetoric in Ancient India and China)。他在书中特别强调，东方修辞学有很多独特之处，因此不主张用西方的修辞理论来解释东方的一些现象，提倡用东方的视角来研究东方的修辞学。他曾做过一个有趣的类比，说只用西方理论来理解东方，就如同用尺子测量海水的咸度。
多种跨文化传播理论流派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形成，到了90年代逐渐进入实证与实践阶段。比如意义协调与管理理论(CMM)、文化核心符号理论等。我攻读博士学位的麻省大学是意义协调与管理理论的诞生之地，而文化核心符号理论却是在华盛顿大学诞生的。该理论主要为解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平衡问题，其创始人Gerry Philipsen在70年代初期发现美国社区高中毕业典礼参加人数剧减。他由此开始研究美国文化价值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以致学生和家长们对毕业典礼这样的集体活动的参与热情不高。后来通过实地考察与话语分析，他发现是“自我”的个人中心主义价值导致这种现象出现。在此前，美国的价值体系维持着个人与集体的平衡，后来逐渐转向以“自我”为中心。随后，他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呼吁美国社会恢复到一个动态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平衡的状态。他认为每种文化都有一个核心符号，支配着该文化的所有社会活动。
但其后，他的学生Donal Carbaugh的文化话语理论更具动态性和开放性。当今全球化的社会不一定受单一且一成不变的文化核心价值符号的支配。核心价值符号自身会根据外界变化不断作出相应调整，导致多种文化价值符号共同支配着一个社会或某一群体。因此文化话语理论更具跨文化和多元文化的特性。
跨文化传播作为一个学科，早期主要借鉴文化心理学理论，后来在发展过程中有了自己的独创，更具交流性。此外，在1990年代，这个学科的就业前景比较好，在美国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公民教育成为必备课程体系，商务、外贸、外交、传播、公关等都越来越具备跨文化特性，成为学生的必修课。学科再细分就会涵盖商务沟通、公共外交沟通等课程，以至于美国的正规大学竞相聘用这方面的教授。
我们国内很多学者也都为了解决某个实际问题开始研究。但大部分人往往是停留在解决问题层面上，忽略了将研究后得出的成果升华为理论。也许是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做得不够，从而导致后人在做研究时往往重复前人的工作，而研究的结果不系统、不深化，很难形成能进一步指导实践的理论。当然，近几年这些现象大有改观。
记者：这些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作用有哪些呢?
贾文山：总的来说，这些理论都是为了提升文化与文化间的相互理解、沟通与和谐。对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日常生活工作、政府外交、公司商务交往、组织沟通管理等都有指导意义。比如，意义协调管理理论已被用来处理文化多元化的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或提高文化多元的公司职员间的沟通和对职员的管理。又如，面子谈判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外交谈判和跨文化人际交往中。
记者：那在其他西方国家，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发展情况如何?
贾文山：在其他西方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总的来说早于中国，也快于中国，尤其是英国、德国、法国等，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欧盟社会的文化多元成为普遍趋势。最近一个来我这里做研究的富布莱特学者，原先在英国取得了跨文化的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是社会语言学，这次要来做中国学生跨文化沟通能力的研究。又如，我经常收到欧盟出版的关于跨文化方面的书籍和出版物的信息。再如，今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与德国多所大学联合举办了两场跨文化学术会议，分别于3月和6月在德国和上海举行。此外，日本跨文化研究在1980年代以来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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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8-26 16:37:2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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