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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内义雄《中国思想史》
此书原名《支那思想史》，为1936年5月岩波书店所出，我读的是1962年作为“岩波全书”第73种重新出版的新版。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此书虽然出版已七十年，但至今仍有值得一提的地方。
第一，他在《叙说》中把中国思想史分为三期，关注的主要中心是在诸子、儒学、佛学、理学和考据学上。首先是上世期，从公元前552年孔子诞生到183年后汉灭亡的七百三十五年，其中，西汉景帝以前和武帝以后又分为两期，前期是“孔子诞生，老庄杨墨孟荀韩非等诸子各个出现，立一家言，甲论乙驳，各竞兰菊之美的诸子时代”（1页），后期是儒家尊崇而诸子衰息的“经学时代”，这是没有受到外来思想影响的时代。其次是中世期，自三国初（184）到唐玄宗（755）的时代，约五百七十年。前期经学延续着其势头，但支配性的思想却已经是老庄哲学，以老庄思想作儒家经典注释者很多，同时，印度佛教思想传入，刺激了道教形成，终于在后半期形成三教对立，三教中尤其深刻的哲学在佛教，当时第一流的思想家学者大多是佛教徒。最后是近世期，是从唐玄宗后的时代（756）到现在，差不多一千两百年，他分其为四段，一段是中唐到五代，是宋学的准备时代，二段是北宋初到南宋末约三百二十年是宋学的时代，第三段是元明即1280到1661年，大约三百八十年，元是过渡期，主要是明代，第四段是清代，考据学发达而思想淡薄。这一近世期主要是中国固有的儒教在中世的佛教哲学影响和借鉴下，自我改造构成新体系。
第二，虽然他的书名为《中国思想史》，但是他在《叙说》的一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考虑中国哲学的变化，将它分为三期比较方便”，里面常常用到“哲学”这个词，所以在这里，“思想”与“哲学”常常是混杂的。一方面可以说，它们在武内义雄的心目中，并没有太明确的界限，一方面可以说，哲学，即精英的哲学还是他写思想史的重心所在。
第三，它是详远略近的，上世部分占了161页（全书311页），而中世期不足50页，其中包括从儒教到老庄、从老庄到佛教、道教的成立、经学的统一、隋唐的佛教，每章不足10页，最后是一章《中世哲学的概观》，似乎过于简略。而近世期，原本是应该详细论述的，可是也只有100页，主要讨论的，只有周张二程的学术，春秋学——欧阳修与司马光，宋学的大成——朱子，宋学与佛教，宋学的别派——陆子，朱陆的门人，而明代居然只有一章《明学——陈白沙与王阳明》（约十五六页），清代也只有一章《清学的推移》（12页）。
但是，古代部分却论述特别详细，例如武内义雄在孔子之后，专立第三章《孔门的二学派》叙述了孔子后学，其中居然包括了“孔门的诸子”、“曾子学派”和“子游学派”三节。（2003年9月25日）
四、佐伯富、羽田明、山田信夫，布目潮渢合编《东洋史》
我一向爱看教材，包括国内早期如夏曾佑、钱穆诸书，后来如范文澜、翦伯赞等著，也关注台湾争论不休的高中中国史教材。闲的时候，也偶尔翻一翻国外尤其是各国历史教材，包括日本扶桑社出版的《东洋史》。其中，我特别关心的，其实是撰写的思想背景，因为历史教科书总是建构民族国家认同、想象历史传统谱系的最重要的工具，也是呈现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学术群体)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的标本。偶然看到此书，便很有兴趣，这是一部《东洋史》教科书，由东京法律文化社出版，1970年和1980年两次出版，作者都是大牌教授，应当体现日本学界主流的思路。
值得看的是其总论部分。包括六节，一是亚洲的地理与历史世界(山田信夫撰)，二是亚洲的民族与语言(同上人撰)，三是东洋史的时代区分(布目潮渢撰)，四是日本及中国东洋史学的发达(同上人撰)，五是欧美东洋史学的发达(冈崎精郎撰)，六是东洋史学的工具(大泽洋典撰)。应当说，这几节设计得相当有涵盖性，有关亚洲的空间、语言、民族、时间，以及研究史和工具，都面面俱到，作为入门很是有效。只是有些写法和背后的观念，颇值得琢磨，如其中第四部分，在介绍中国史学时，仅仅有《史记》、《汉书》等正史、《资治通鉴》等编年史和类书的简单介绍，全无现代中国史学的内容。相反，有关日本史学，却从黎明期即明治初的那珂通世、明治三十年以后之白鸟库吉、市村瓒次郎、桑原骘藏、林泰辅等东京学者、内藤湖南、羽田亨等京都学者，大正时代之各大学，昭和时期之各杂志，二战后等等，全面介绍其现代史学，显然有一种把中国历史学当作“古代”史料的观念。(2004年12月31日)
五、小岛祐马所著两种
小岛祐马《中国思想史》(创文社，东京，1968)是一部没有完成的思想史，只写到朱熹为止。前半部它是大体完整的先秦思想史，有趣的是，它把原始儒家思想为中心(二章)，其他的各家都作为与原始儒家对立的思想(墨、农、道、法)，作为第三章，然后，则又一次设立第四章《第二次的儒家思想》，包括易、五行、春秋。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这些是被儒家解释而成的儒家思想。这种处理方法，也有可以采取的地方。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其《序说：中国思想史の意义ならびにその研究资料》中说，“中国过去学问的主要对象，是人类社会生活，因此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社会性学问很重，即使是上升到形而上学的研究层面，其出发点也是不能脱离人类社会生活的，以下作为中国思想史叙述的，是在中国的，社会性学问的发达史”(5页)。他不同意用哲学来讨论古代中国的学问，他批评以前以中国哲学史为名的书，只是从中国思想中，找类似西洋哲学的东西，破坏了中国思想的整体性(6页)。
又，小岛祐马《古代中国研究》(平凡社，东洋文库493，1988，1996)中，我所注意的是《分野说と古代中国人の信仰》(原为1934年《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开所纪念演讲》，载《东方学报》京都第六册，1936年2月)。他引用《周礼·春官·保章氏》及郑玄注、《史记·天官书》、《晋书·天文志》以及各种纬书的资料，认为讨论分野说必须与古代中国人的祖先的崇拜到天帝之崇拜，以及它和星辰信仰如郑玄所记载的五帝六天说之结合谈起，他引用了《左传》昭公九年郑子产关于高辛氏二子一主辰、一主参的话、昭公十七年送大辰之虚、陈大皋之虚、郑祝融之虚、卫颛顼之虚的记载和《国语·晋语》“实沉之虚，晋人是居”的记载，认为战国末到汉初是对古代各种信仰进行整理的时代，这个时代把五帝、五行、五方、十二月、十二纪等等整合起来，渐渐在《淮南子》、《史记》中形成了后来的十二次分野说。最后，小岛氏更批评了马伯乐在《古代支那》(La Chine Antique， PP619-620)、《先秦时代中国的西方文明影响》(东京演讲，载昭和四年八月《史学杂志》第四十编第八号)中关于中国分野说来自西方的说法，认为人类很多文明现象，不一定就是出自一源，有可能是一个个独立的社会的相似性现象。(2005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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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0-09-19 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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