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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罗源式畲族服饰是体现凤凰崇拜的典型例子，那么福安、霞浦等其他服式代表的则是凤凰崇拜的多样性。福安、霞浦等6式基本上大同小异，与罗源式则有较明显区别。尽管如此，这6式花样的变化仍然是围绕“凤凰”这一主题来做文章的。如霞浦式，其头冠省略了尾饰，呈后倾高耸形、尖顶，饰红布，状如丹冠；其发式前耸后坠，盘踞成堆，亦是凤冠形象的异化，称“凤凰髻”。
畲族的历史与凤凰有何关系？
与“龙”的形象一样，我们通常所说的“凤凰”是集各种鸟图腾为一体的混化物，凤凰的具体形象的定型也是在唐宋以后的事。畲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唐宋之际已活跃在闽、粤、赣3省交界地带，因此，畲族的凤凰崇拜不是最初的形式，而是经历了一个从鸟图腾发展到凤凰崇拜的历史过程。鸟图腾是凤凰的前身，畲族口碑、实物所示“凤凰”实质上代表的是对其祖先鸟图腾崇拜的古老记忆。这可以从畲族的某些文化事象中找到线索。醮名祭是畲族传统文化中最隆重的祭祀仪式（俗称“学师”、“做醮”、“做序头”）。这种仪式与盘瓠传说有一定关系。相传盘瓠王拓荒凤凰山，历尽艰辛，茅山学法，斩魔除妖，为畲民开基立业。人们认为通过奏名传法，学师度身，才能成为祖宗家业的正式传人。凡年满16岁的本族男子，均要举行这一仪式，届时挂祖图、立祖杖，摆香设案，“本师”与“弟子”各行礼节，礼毕，“弟子”得法名，并将写有法名、祭期的红布条系于祖杖，谓之“入录”。察其功能、性质，这种仪式具有较明显的“成丁礼”的特点。通过这一特殊的典礼，使达到一定年龄阶段的人正式进入该社群的继嗣系统和祭礼集团，接受这一集团的权利与义务。由于在仪式过程中包含着一定的祭祖成份，有学者更把这种仪式看成是带有“入社”性质的“祭祖”活动［⑨］。而祖先与图腾是紧密相联的，有时这两者还是完全重合的概念，因此祭祖中折射出图腾崇拜的印迹是合情合理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畲族最隆重的祭礼仪式——醮名祭中，除挂祖图、立祖杖这一反映盘瓠崇拜的事象外，有的还悬挂一幅“金鸡图”。这是个很有意义的信息，有学者已关注到这一点，并认为这是“东夷的日与鸟合而为一的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整合的遗迹”［⑩］。这一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拜鸟与拜日的相伴相生，密不可分，是古代中国图腾崇拜的显著特征之一。“丹凤朝阳”，即是拜鸟与拜日相结合的生动体现。《艺文类聚》载：“鸡为积阳，南方之象，……故阳出鸡鸣，以类感也。”鸡是凤凰的原生图腾之一，混化定型后的凤凰，其头、冠、颈、啄、尾仍与鸡无多大差别。“从甲骨文到金文，凤有多种写法，概括起来有阳鸟、鹰鸮、孔雀和鸡四大类飞禽的象形字，无论中国的凤鸟如何变化，总体上说仍是这四种鸟的变异和升华”（11）。由此可知《尚书》、《诗经》中所说的“凤凰习晨鸣”，“凤鸣高岗，于彼朝阳”，均指鸡而言；《山海经·南山经·南次三经》所载“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亦可为证。鸡成为图腾并倍受尊崇的原因，主要在于鸡能“知天时，司晨鸣”，古人日出而作，日出鸡鸣乃一日之始，所以鸡与日同时成为崇拜对象。
畲族凤凰崇拜的肇始——鸟崇拜，除了在上述“金鸡图”有所体现之外，似乎在其他文化事象中找不到更多的痕迹，但只要仔细观察一下畲族服饰的特征，即可清晰地看出这些特征与鸟图腾——鸡之间有着深刻的不解之缘。如前文所述，罗源畲族凤冠有啄、冠身、翅（鸡有翅而不能飞，汉李陵有“凤凰鸣高岗，有翼不好飞”诗句，故翅被简略）和尾等各部分，是一只完整的鸡的形象；其妇女发式做成红色堆砌耸立状，亦由由鸡冠演化而来；霞浦式凤冠则是鸡冠的简略概括与强调，其妇女发式前立后坠，厚重饱满，并以两截红绒一分为三，正合“鸡”在古文字中所表现的三歧肉冠之状（这也是后期凤凰的本质特征之一）。可见畲族服饰积淀着悠久而执着的鸡图腾文化心理，这是畲族与凤凰崇拜有着密切关系的又一见证。除了上述带有较明显鸡形象烙印的畲族服饰外，还有少数较独特的服饰形式呈现出其他鸟类形象的摹拟和变异，如福鼎式凤冠特有的两根长飘带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双尾羽玉凤极为相似；顺昌式妇女发式则是对孔雀伞状冠羽的逼真摹写。这些因素的存在，可能是因为畲族鸟图腾的最初形成本身是多源的结果。但无论有何差异，其丹冠和尾羽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其鸟的本源是永恒的。
既然畲族除了盘瓠崇拜之外，还存在凤凰崇拜的事实，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能在一族中并存？在并存的同时，为什么凤凰崇拜总是比盘瓠崇拜表现得更为隐讳？由于缺乏更多的实证材料，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完满解答是困难的。一般来说，图腾崇拜是一种宗教性的祖先崇拜，但如果把图腾纳入纯粹“符号”的范畴，图腾则更多地表现出“标志”的识别功能性。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人类学结构主义学派即认为“图腾”的初始意义是以自然界的类别作为人群类别的识别符号，其后才衍生出祖先崇拜的意义。蒋炳剑先生在论述不能以狗图腾与蛇图腾相矛盾来否定畲越关系时也认为：“图腾崇拜是一种原始宗教的图腾信仰，固然表现出民族的共同心理状态，但也应该注意到，图腾信仰是产生于氏族，作为氏族的族徽。民族是由氏族、部落发展形成的，因此，一个民族中可能同时存有几种图腾信仰。”（12）这一观点是颇有启发性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是否可以把畲族看作最初是由分别以狗（盘瓠）和以鸟（凤凰）为图腾（标识（的良个族群融合形成的民族？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狗图腾或是因为在融合中取得了主导地位或是因其缺乏类分性而由标识上升为整个民族共同的图腾崇拜，而鸟图腾则因融合使其失去标识意义而逐渐隐退，最终只存在于反映在服饰等其它文化事象的追忆之中？台湾李亦园先生在其《章回小说（平闽十八洞）的民族学研究》一文中，就福建畲族的多种图腾现象曾作出过以下精辟的论述：“（畲族）族内的分类图腾因为唐代汉族大量入闽，涵化程度渐深，而且畲族人也逐渐散居各地，杂处于汉族之间，分别族群洞寨的作用渐失去，所以后世就不传了。传于后世而较为人所知的仅剩下盘瓠的信仰。盘瓠的信仰与崇拜，作为始祖图腾意义而言，在较早的时代里也许作为分类的功用不大，应是属于全族性的标识，其同族认同的意义更重于分类的意义。较后的时代，在作为族内认同的意义之外，都又因外族的存在，而与异族分别的需要渐突显出来，因此盘瓠的传说就应这种需要更加普遍传诵起来了，而其间汉文化的影响，又加强了盘瓠始祖的意义，而‘祖图’的崇拜就更有祖先崇拜的形式了。”（13）显然，这一论述对我们考察畲族图腾现象及其相关问题是大有帮助的。
畲族先祖的鸟图腾崇拜有何历史渊源？它与历史上拜鸟的东夷有何关系？这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畲族来源的问题。张崇根先生通过对畲族盘瓠传说的内容、历史背景以及与东夷历史活动的关系等方面的考察，认为盘瓠并非单纯的犬图腾，而是鸟与犬的二合为一，因而畲族与东夷有密切联系，并提出东夷的一支——徐夷迁入武陵地区后成为畲族的直接族源（14）。这种观点的提出说明已有学者注意到畲族的鸟图腾，并试图以此着手找到探究畲族来源问题的突破口。东夷是活跃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东方大族，先秦古籍中常称东夷各部为“九夷”，徐杰舜先生则认为东夷可分为蚩尤（太昊、少昊、羲和）、帝俊、莱夷、徐夷和维夷5大部落联盟，各部均以鸟为图腾（15）。少昊集团是东夷最强盛者，他们创造的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正是东夷文化的典范。《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我高祖少皞（昊）鸷之立也，凤鸟适主，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少昊集团内20多个部落分工明义，各司其职，而这20多个部落均以其图腾之鸟名而名，如：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鸤鸠氏、鹘鸠氏、爽鸠氏、鹘鸠氏以及5雉、9扈等等，在这25个鸟族中，包括鸷类8个、凤类8个和扈类9个，其中凤族在少昊集团中地位最尊，掌管天文历法，指导农桑。少昊也崇拜太阳，这可以从“昊”字的结构来源以及连云港云台山将军崖岩画中日与鸷的并存得到印证；山东龙山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器物——陶鬶，其造型不能不令人联想到一只昂首鸣日的雄鸡。由此可推测，畲族凤凰崇拜的来源应与东夷，特别是凤族的鸟图腾有一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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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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