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吉祥、富裕是青海各民族自古以来所期盼的,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一代又一代地战天斗地,改造自然,创造财富,努力改善其生存条件,企图创造富裕的生活。但是,那时的社会现实往往使他们的期盼化为乌有,自己创造的财富却被少数人所占有,而贫困与饥寒世世代代“伴随”着他们。在文化科学还不发达的那种社会里,各族劳动人民无法认识到贫困的社会根源,只好把那种纯朴、美好的希望寄托于自然界、祈求于“天”和“神山”、“神水”的保佑和恩赐。这些地名把当时的民族经济、文化生活的特点、自然地理特征和环境,以及各族人民的美好精神寄托、追求、思想等都如实地揭示给我们,成为我们了解古代民族历史、民族心理素质特征的重要依据和途径。例如乌兰县的“巴音乡”(bayan是蒙古语,“富裕”之意)、德令哈市的“巴音河”、都兰县的“巴音桑根”(蒙藏语混合地名,“桑根”为藏语,即“焚香山之意,全称汉语意是“富裕的焚香山”)、天峻县的“阳陇沟”(“阳陇,”藏语的汉语音译,意为“吉祥沟”、“扎西君乃”(藏语的汉语音译,是“吉祥之源”的意思)、“吉陇(藏语的汉语音译,“幸福之沟”之意),等等。
从上述的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出地名是最能反映中华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一面历史明镜。所谓民族心理素质,就笔者的浅陋理解,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方面来看,在心理感情上共同具有的那种内在的凝聚力。每一个民族成员普遍存在着一种心理上的民族自我意识,并在精神生活方面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应该说这就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内涵的基本方面。我们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可以指某一个民族而言,也可以就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概念而言。我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不论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审美观、价值观等有多么大的差异,但是作为中华民族这个整体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必然在民族心理素质方面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上述地名的内涵就证实了这一点。更为我们感兴趣的是:中华民族被称之为“龙的传人”,以龙为图腾,并加以崇拜,同样表现出中华各民族在心理素质上相同的一面。在藏族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带“龙”字的地名也多有所见。例如海西州天峻县的“舟东”地名,其意为“龙井”,据说因一藏族部落驻居在一口井附近而得名,以示吉祥;位于天峻县东部的“舟群”也是藏语地名,“舟”为“龙”、“群”为“凤”,意思是“龙凤”,象征龙凤呈祥。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追求幸福、追求富裕是各民族共同奋斗的目标和理想追求。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各民族之间形成了团结友爱、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亲密关系,进而在民族心理素质方面也形成了异中有同的心理特征。这正是形成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心理感情的基石和纽带,从一个层面反映了整个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从这些蕴含着深邃的文化积累的民族语地名中,我们不但可以找到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个民族的源头,而且也可以深刻地揭示出中华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历史渊源。各族人民创造了无数的地名,积累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它们是历史的老人,向世人昭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是坚如磐石,无坚不摧的!
四、结语
地理现象是十分复杂的。人类为了认识和区别千差万别的地理现象,并为人类所利用,在创造了语言的同时,又用语言给周围的山、水、坡、沟、小溪、大川、平原、草地等各种不同的地理实体和城镇、村落起上了名字。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地名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必不可少的一种交往手段。地名的产生既然是人类社会的需要,任何一个地名都必然有其社会存在的意义。地名不是观赏物和装饰品,地名一开始就是为沟通人们的思想,识别和辨认周围的地名环境而出现的。青海省内,除因社会、政治原因命名的地名以外,还有许多地名都是以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中的形象特征本质属性来命名的。这类地名也并不是随意的,而是也要遵循人们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即从对地理事物的感觉,到综合感觉所得到的认识,确切把握其具有地理特征性质的本质属性,再运用联想、想象的方式赋予恰当的名称。这样,即使文化地理事物名称,也能够反映其所处自然环境中具有的地理特征性质的本质属性。如德令哈地区的“柴旦”,因地处盐碱地而得名;“戈壁”,因该地北部有茫茫戈壁而得名;格尔木地区的“托拉海”,因该地生长着成片胡杨而得名;天峻县的“峻曲”,藏语名,意思为“寒水石河”,因当地有一种名叫“寒水石”的药用矿石而得名,“织合玛”(藏语,意为“红色山岩”),因山岩呈红色而得名,“达尔那”(藏语,意为“马耳朵”),因附近两座山呈马耳状而得名,等等。总之,不论哪一种命名形式,都与人们的认识水平、道德观念、理想追求、宗教信仰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们都是紧紧地依赖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文化区和民族语言文字来命名的。因此,无一地名无不有它产生、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都带有时代的、民族的、宗教的烙印。从这个角度讲,地名又是我们了解各地的自然景观、历史演变和政治变革、经济兴衰、民族迁徙、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地质、地貌特征的重要途径和工具,也是我们透视各地人文景观,挖掘其丰富而深邃的文化内涵,了解其千古历史沧桑的“活化石”。我们相信,随着我省民族语地名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必将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来,为弘扬我省各民族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增强各民族团结奋斗、开拓进取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为我省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也是我们研究青海民族语地名的旨意所在。
注释:
①谭其骧《汉书地理志选译》转引自《地名知识》1982年第2期发表的邹逸麟《谭其骧论地名》一文。
②李克郁教授在他的《土族(蒙古尔)源流考》一书中亦详细地叙述了这件事,请参阅该著作。
③李远《青唐录》。
④黎宗华、李延恺《安多藏族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⑤请参阅拙文《青海蒙古语地名的几个特色》载《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
(本文原载《青海民族研究》1996年03期,第19-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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