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儿”搜集的另一先行者是张亚雄。他从1928年起在兰州从事新闻编辑采访工作，他用十年的业余的时间从牧童、脚夫、小工、车夫、雇农、学生、排字工友以及朋友中搜集记录了“花儿”3000余首。抗战爆发，他离开了辽远的西北原野，贴身带着这部花儿集的手稿，辗转流徙到了重庆。这部《花儿集》终于于1940年1月在重庆出版。抗战后期，他从重庆再次回到西北。从1944年1月到1947年4月他又在青海居留了3年半，继续“花儿”的搜集事业。
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大批文艺工作者，先后深入到陕甘宁、晋绥、晋察冀等解放区，从边区老百姓口头上采集民间文艺作品，与北大歌谣研究会时代的通过个人向朋友搜集方式不同，是有组织地向传承者口头上直接采录的，故而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流派。他们以何其芳(鲁迅文艺学院)、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周文(边区大众读物社)、柯仲平、林山(边区文化协会)等为代表，分别在三个领域即歌谣、故事、说书，做出了历史性的成绩。其采录成果，以《陕北民歌》(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和《陕甘宁老根据地民歌选》(音乐出版社1957年)为代表。当时搜集记录的原始材料，前者不知去向，后者藏在中央音乐学院民间音乐研究所。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们，包括一些诗人，如李季、严辰等，他们所进行的民间文艺采录，是按照科学性原则做的;与作家诗人向民间文学学习而创作的喜闻乐见的个人文学作品，是两回事。
30—40年代，还有一批在大西南为各民族民间文化搜集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民间文艺学家。在这些人中，首先值得称颂的，是奉中央研究院领导人蔡元培之命，在湘西进行田野调查的民族学家凌纯声和芮逸夫。他们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出版于1947年)就是他们从1933年5—8月在凤凰、乾城、永绥三县边境地区对苗人所进行的调查的成果总汇，上册为调查报告，下册为民间文学作品，包括神话、传说、寓言、趣事(民间故事)。他们是根据苗族讲述人的口述，严格地遵照民俗学和语言学的科学原则记录下来的。他们搜集的民间文艺作品，成为我们后人研究和了解西南少数民族的必不可缺少的材料，也是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奠基之作。
“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半壁江山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北方和沿海的许多大学，都被迫转移到了大西南。长沙、昆明、贵阳、桂林、柳州、成都、重庆，麇集了大批的人文科学家和作家艺术家。中央研究院也转移到了四川南溪县的李庄。西南成为战时中国的学术中心。在民族危亡之际，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精神力量，在此新的形势下，民族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们，纷纷把注意力投向西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活态的民间口头文学，并以各自的成绩，大大地拓展了以往仅仅根据文献来研究中原文化和阐释国学的畛域，丰富和提升了我国的社会人文学科的品格。民间文学从来没有如此受到学界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对人文社会科学发生过如此强有力的影响。春城昆明，集中了一大批原本从事西南民族社会文化和转向西南民族社会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当地学者中，如楚图南、徐家瑞、方国瑜、蒙文通、李霖灿等。李林灿搜集的那一批么些人的神话传说，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学科史上第一批纳西族的民间文学科学资料。外来的学者，有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们，如闻一多、朱自清、游国恩、马云逵等。中央大学的民族学家马长寿。有中山大学(后又迁至广东坪石)的顾颉刚、杨成志、陈序经(后转到南开大学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西南社会文化)、罗香林、江应梁、岑家梧(后转到南开大学，再转到大夏大学)、王兴瑞、罗致平等。在闻一多和朱自清的指导下，刘兆吉在从长沙迁往昆明的途中，从沿途老百姓口中搜集编辑了《西南采风录》。在贵阳，上海迁黔的大夏大学社会学部及吴泽霖和他的同事、学生陈国钧、李植人、张少微等，作了大量的田野调查，采录了很多少数民族、主要是苗族各支系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先后出版过《炉山黑苗的生活》、《贵州苗夷歌谣》等，在此，情况不能尽述。[12] 重要的是，抗战时期各路民间文艺工作者的汇聚到大西南及其所取得的成绩，一方面显示了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民间文艺家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的高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民间文艺作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这是中国民间文艺学、乃至人文学科史上的一个范例。这种精神，今天还应大力发扬。
2004年9月6日
(此文系2004年9月12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西部人文资源论坛”上的发言)
[1] 参见拙文《贾真〈晋西北民歌选粹〉序》，即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 张亚雄《花儿古今谈》，北京：《民间文学论坛》1982年第2期。
[3] 孙殊青《“花儿”的起源—— “花儿”探讨之三》，西宁：《青海湖》1962年第6期。
[4] 高尔基《苏联的文学》，见孟昌译《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第3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5] 李泽厚《美的历程》第10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6] 安德明《天人之际的非常对话——甘肃天水地区的农事禳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7] 彭金山《陇东风俗》，第183—184页，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
[8] 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公约》(中文本)，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第32届会议正式通过，巴黎，2003年10月17日。
[9] 严文明《李绍明〈华夏文明之源〉序》，第2—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
[10] 刘凯《歌谣周刊》与七十年来的花儿研究》，《西部花儿散论》第371388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
[11] 拙作《刘半农：歌谣运动的首倡者》，见北京：《民间文化》(学术专号)2001年第1期。
[12] 笔者另写过一篇《民间文艺学史上的社会—民族学派——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流派论》，有较详细的叙述，见昆明：《民族艺术研究》，2003年第6期。
（本文收入方李莉主编《西部人文资源论坛文集》，学苑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