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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家梧著作
卓然大家
如果将岑家梧的学术生涯分为3个阶段，《图腾艺术史》等3本专著可以视为第一个阶段，他用自己的勤奋和宽广的视野掌握了大量的材料，结合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图书馆里完成了让人瞩目的研究；抗战回国到新中国成立前可以视为第二个阶段，他深深扎入了自己的研究土壤，像每一个伟大的人类学家一样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在实践中逐渐成熟了自己的学术风格，树立了自己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第三阶段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是他的学术研究进一步成熟和拓展的阶段。毫无疑问，在岑家梧成为“大家”的过程当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二个阶段。
艰难困苦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岑家梧卓然成家而离他远去。岑龙回忆说，抗战期间，物价飞涨，父亲和母亲冯来仪靠着微薄的工资生活，备受颠沛流离之苦，日子过得很艰难，他的头两个孩子———两个女儿因为缺医先后夭折。此时的岑家梧已近中年，失去孩子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他献身学术的信念，而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刻苦著述。
“西南是原始文化的展览会，又是固有文化的保留所，它在人类学及文化史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这是陈序经为岑家梧《西南民族文化论丛》所作序言中的话。抗战时期，众多知名人类学民族学家云集西南，展开了丰富多彩的研究。这也为岑家梧提供了一个机会，得以深入有“民族博物馆”之称的大西南，完成了他学习社会学人类学以来的夙愿。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岑家梧在西南民族研究中逐渐提出改变当时学界从西方角度对中国西南民族开展的研究，强调建立民族学研究的中国视野，并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身体力行贯彻，对后来的中国民族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46年抗战胜利后，岑家梧回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岭南大学副教务长等职，并参与创办珠海大学，开始参与到高等院校的教育管理工作中。同时，西南田野调查的整理和研究成果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发表。
这一时期的论著，以民族学为核心，同时又广泛涉及到艺术学、宗教学、民俗学、语言学、考古学等等领域。其中的代表作如《水书与水家来源》，首次详细介绍了水族和他们独特的文字水书，成为中国语言人类学研究的扛鼎之作；《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全面展示了布依族宗教活动的全过程，则堪称中国宗教人类学研究的传世经典。
戛然而止
新中国成立，中国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岑家梧的学术生涯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由于深受《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人类学著作的影响，岑家梧早在《图腾艺术史》等学术研究论述中，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唯物史观，对于引领社会科学领域的新意识形态，很快就融入了他的学术研究中。
在工作上，岑家梧先是1952年奉派参加接收岭南大学，随后参与岭南大学、广东法商学院调整并入新中山大学的筹备工作，任筹备委员。1953年，奉命筹办广东民族学院，任筹备组副组长。同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即中南民族学院），后担任副院长。
在学术上，他多参加官方的少数民族调查工作。1951年7月，担任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副团长，到广东北部和海南岛等地访问瑶、黎、苗等少数民族。1956年，被委派为广东调查组组长，赴海南作黎族社会经济调查，在调查组撰写几十万字调查报告同时，他先后发表《海南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等论著，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赞扬。
建国后到1957年，可以说是岑家梧生活条件最好的一段时期。据岑龙回忆，此时他已是著名学者，工资比较高，只要各地的朋友来，他都自费请客，又喜欢买书，常常接济人，尽管不时要做“月光族”，但也说明物质条件还是不错的。同时，岑家梧的学术生涯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此时，社会学人类学已经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被取缔，一些著名学者如费孝通、雷洁琼等纷纷转入民族学、经济学等其它学科。岑家梧的学术研究受此影响，更偏重于民族学和历史学方面。他的学生徐杰舜撰文回忆，他一边在大学讲授古代史、艺术史等课程，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融入历史知识之中，并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予以合理的论证，使学生能够联系本民族实际加以具体运用；一边参与新中国组织的民族调查，为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直接的依据。
事实上，岑家梧对此投入了非常大的热情。正如他所说，为“能够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人类学而努力。”对海南黎族经济社会的民族调查，特别是“合亩制”的调查就是其中的典范。在他主持下，调查组撰写了38万字的调查报告，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有关政策及开发建设黎族地区提供了重要参考，为进一步开展国内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提供了珍贵的范本。
在展开海南黎族的民族调查之初，岑家梧制定了四至七年的全面调查计划，力求使之成为国内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的样本。遗憾的是，第一阶段调查刚刚获得各方肯定，他就陷入了“反右”政治漩涡，少数民族调查也就此中断。1958年在全国民族工作科学讨论会上，他被点名批判，在批判名单上位列“资产阶级的民族学者和社会学者之首”的费孝通之后，成为“大右派”。两个名字在30年代的“南岑北费”之后再次并列，颇具黑色幽默的味道。
1960年元旦，岑家梧“右派”帽子摘掉了，从下放的农场回到学校。此时正就读于中南民族学院的李鸿然回忆说，他在历史系、政治系担任民族史和民族志教学，后到民族问题研究室从事专题研究，去民族地区做社会调查。“不论做什么，先生都一如既往，带着天降大任般的心态和热忱。”他先后完成了《中南民族史略》和《中国原始社会史》两部专著，以及一些重要的论文。1965年夏季，他借奉派去广西三江民族地区参加“四清运动”之机，千方百计调查收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资料，准备在日后教学与研究中使用。
然而，岑家梧终究没有逃离政治运动的阴影。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骤然而至，岑家梧首先受到冲击，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无情的批斗和迫害。9月4日，一代大师陨落，年仅54岁。在离世之前，他已经规划好了《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民族关系史》和《中国美术史》等重要的著述计划，最终只留下了部分篇章。
“尚未完成的天才”，这是不少研究者对岑家梧的评价。然则，他已经用自己无比的勤奋和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战胜了社会现实和历史，终究成为一代文化大师。在他不长的生命里，人生展示给他的坎坷曲折几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少年父母双亡、中年丧女之痛、长期经济窘困、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意外劫难……种种厄运，都没有阻止他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正如李鸿然所说：“从岑先生身上，我们最鲜明最直接地看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高贵精神。”这种精神，和他辉煌的学术成就并列于海南的文化天空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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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海南日报 201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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