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aat群体在调节寺坊内夫妻间、父子亲属间的矛盾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他们不仅以教义教规的说教来和解纠纷,而且在深入了解矛盾双方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切合实际地进行调节。他们感人肺腑的话语,非常具有说服力。
ML是州煤矿专门收牛羊皮的“贩子”,与屠夫A某交易,中间人是A某的徒弟J某。ML用4300元买了J某手中的羊皮,并为下一笔生意给了1000元的定金,坚持要让J某带上ML与A某前次的交易欠款480元。J某认为这是ML与A某间的私自交易,让ML自己亲手交给A某。谈此事时,他们身旁有一12岁孩子(系ML之孙)及65岁的退休工人N某两人。后来数日,A某向ML摧欠款480元时,ML坚持说自己已经交给J某了,J某说自己未收此款,造成了师徒之间的猜疑。为此,J某在一日晌礼后叫住Jamaat众人(ML、A某都在),要让Jamaat群体里的人明断是非。两人都出示证人。J某说有N某作证,但N某又声称自己记不起具体情节,不能作证。ML想让孙子作证,Jamaat群体都说小孩子不能作证。最后,Jamaat群体分析两人争辨后,认为ML没出此钱,让ML付清这笔钱。ML当时不太情愿地出了此钱。于是J某拿上钱后说:“这笔钱已有(疑),ML既然不情愿,我也无法让他信服我自己的清白。我用自己的钱付给师傅,ML的这笔钱就交给清真寺,作清真寺经费。我没有贪污这笔钱,这就作为善功在后世上记到我的‘账’上;如果是ML被冤枉了,这个善功就记在他的‘账’上。”这样就算解决了此事。后来,J某说如果此事处理不好,不仅影响后世,还要影响他现在的声誉。
五、"Jamaat"群体的社会控制
Jamaat群体实现社会控制的途径主要有如下几种:一、作为宗教文化体系的Jamaat群体通过信仰来规范自身的社会行为规范;二、通过Jamaat群体的威望和榜样力量来实现社会行为规范;三、教长在清真寺礼拜中通过阐述教义教规强化Jamaat自身的行为规范;Jamaat群体对家庭成员及邻里“辐射”影响来实现社会行为规范;四、Jamaat群体用舆论影响来实现社会行为规范;五、用Jamaat群体的“善功”的感召力来实现社会行为规范。
伊斯兰文化价值体系已渗透到维吾尔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前世、后世、火狱等观念在他们的生活中、心灵中(对世界的宇宙的认知)以一种朴素的形式,左右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而在这种宗教世界观的根基中,就渗透有人们对神秘宇宙力量的恐惧心理。这就是宗教生存的土壤,是宗教感召力产生的源泉。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Jamaat群体经常向教长提出一些自己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寻求得到符合教义教规的答案及行为标准。
一天晨礼后,一个人问教长:“我存款得了300元利息,您看我应如何使用这笔钱?”教长回答:存款的利息是非法收入,自己用了是“非法的”,施舍给别人也不记善功,最好把他施给亲属中的贫困者。
这个案例说明,伊斯兰文化价值体系在维吾尔文化中占统治地位,人们使自己的行为尽量符合伊斯兰教法规范。
清真寺教长在礼拜后,通常是晨礼后或聚礼时,给教众阐述教义教规,主要是通过阅读翻译了的《古兰经》、《圣训》以及历代伊斯兰学者阐释这两本伊斯兰经典的一些著作,来强化、规范Jamaat群体的信念与行为。伊斯兰教在新疆传播过程中,这是一种最普遍、最显著的方式。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及价值体系通过这种方式被Jamaat群体掌握。
Jamaat群体又是伊斯兰教在穆斯林群众中实现社会影响、社会控制的中间环节。Jamaat群体成员多数是一家之长、长者,他们在家庭中有一定的地位,他的行为不仅是家庭成员的规范,而且他要求并规范自己家庭的每个成员;否则,该人在Jamaat群体中就没有“地位”,就会失去人们对他的尊重。而这种长者对后辈行为的约束是家庭两代间的矛盾的根源,历史潮流使当今成长的青年人追求风尚,他们与父母产生了相当的代沟。他们走的是两个极端,不免会产生矛盾冲突。
喝酒在维吾尔族民间生活中是“丑事”。至今,如有人酗酒,见到长者及Jamaat群体里的人要躲避。醉汉见Jamaat群体成员也会摆正脚步。连寺坊内的政治权威(国家干部)如果是喝了酒的维吾尔族,也不会与Jamaat群体成员正面交谈,或是见到Jamaat群体时他们都躲避,而且有“酗酒”恶习的人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此外,服饰的要求在80年代初的维吾尔族中也相当严格。如果寺坊内有那位赶时髦的青年人蓄发,就会招致Jamaat群体的非议,无论在什么地方碰上,他们都会责令青年人剃发,同时给青年人的父亲“施加”影响,制造舆论。
穿奇装异服也是同样。女的不带头巾、不穿长裙尤其严重,是大逆不道的。由于青年人的审美追求,这种斗争在家庭里依然强烈。目前在很多方面,因为家长们挡不住子女的需求,他们的要求也就渐渐放宽了。现在男女不仅能蓄发、烫发,而且不带帽子、头巾,女的不穿长裙子,很多家庭及Jamaat成员是不能制止了。但在教长、买森、哈提甫等Jamaat群体成员家庭中,这种限制依然强烈。
现在州煤矿哈提甫,虽然对家里的男孩子放开了,但对女孩子及儿媳妇还很严厉。其子上高中时才开始“蓄”发,上大学了才开始不带帽子。其女在新疆大学上学,在上学期间她不带头巾,不穿裙子,但在家里就不行。很多家庭的儿媳妇不带头巾,但哈提甫家里的两个儿媳妇却受到禁止。她们想“漂亮”,为孝顺父母也不轻意去犯忌。
正如前文所述,Jamaat群体的舆论影响力非常强。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信息交流,清真寺成了维吾尔Jamaat群体交流信息的场所,而且是“宗教控制”的舆论重地。Jamaat群体多数是退休工人、没有劳动负担的长者。他们通常早早地聚到清真寺门口海阔天空地谈论。如果寺坊内有人做出严重影响教义教规的事,这种信息很快传到这里,并在这里产生舆论,引起Jamaat群体的“公愤”。这种“公愤”对寺坊内的“越轨”者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不仅影响他们的声誉,而且会影响这些人在寺坊内人们心目当中的“地位”。这也是因为Jamaat群体是维吾尔族伊斯兰文化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者,所以,对周围的一切事务都以这种体系去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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