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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江南的市民文化也是一种商业化文化。它以发达的商品经济为物质基础，从文化的创作到流传、消费，都有着鲜明的商业特征：市民文学的创作是商业性的，瓦肆勾栏的表演是商业性的，书籍的刻印发行是商业性的，连节日活动和岁时习俗也充满了商业气息。
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是宋代江南城市发展的突出表现，也是江南社会变革和文化调整的重要反映。与追求高雅格调的士人文化和充满世俗气息的民间文化不同，市民文化具有“雅”“俗”共体的特征，是孕育于农耕文明而又超越农耕文明的新型文化形态。
城市社会由士人主导转向市民主导
市民文化是以城市为载体形成的，不同的城市形态有着不同的市民文化，不同的市民文化又折射出相应的城市文明特征。谈到宋代江南的市民文化，人们讨论最多的是异常活跃的市民文艺。其实，从城市变革的角度讲，更值得关注的是市民经济的确立和市民意识的觉醒。
就前者而言，随着城市商业和市场活动冲破政治的限制，由政府指定的区域扩散到各街区坊巷，进而越出城墙向外扩展，传统坊市制和城乡分离格局全面瓦解，原本简单的消费性商业也发展为产业化的商品经济体系。在此基础上，以商业为主体，包括手工业、服务业、文化业、娱乐业等诸多产业在内的市民经济开始成为社会经济体系中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城市由商品消费地上升为不同层次的商品经济中心，从而确立起有别于农耕经济的物质文明形态。
就后者而言，一方面，城市重商思潮的兴起和经商逐利之风的盛行颠覆了长期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农本商末”观念。在以商业精神为核心的市民意识里，商业不再被视为“末业”和“贱业”，而是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主体产业和追求生活富裕的正当途径。
诚如南宋浙东事功学派著名学者陈亮所说：“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商业和农业是互相依存的。皆为民之本业。另一方面，“行”、“团”、“作”之类工商组织的大量出现，表明市民自主意识的增强。“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行作组织虽承担着协助官府分摊科配的职能，但本质上属于城市工商业者为加强行业联系和协调市场活动而自主建立的社会联合体，反映出市民越来越多地以自主的方式处理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发挥自身的作用和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城市社会由士人主导转向市民主导的开始。
市民文化上升为一种社会文明形态
宋代江南市民文化的兴起，不仅是城市转变的一个标志，也是区域社会变革的反映，表明市民开始以群体的形态确立起在社会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市民阶层并不是城市居民的简单组合体，而是在城市文明环境下，不同身份和职业的人们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和价值取向而形成的社会群体。就宋代江南地区而言，市民阶层除了不断壮大的工商业群体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官僚、士人、地主、农民，他们在积极参与城赢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同时，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市民社会意识和生活方式，从而走上了市民化的道路。因此，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冲破了传统世袭性社会士、农、工、商截然区分的身份限制，推动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组。此外，随着市民经济的扩张，农村商业和市场活动日趋活跃，进而出现小农经济的商品化趋势，各种商业市镇的广泛兴起便是其中的突出反映。在这一过程中，城市文明不再是，农耕文明汪洋中的“孤岛”，而是逐渐向整个社会体系扩散。
每个社会阶层都有着相应的意识形态。宋代江南的市民意识并不局限于重商逐利的价值观，还包括平等自主的社会观、追求富裕的人生观和自由开放的生活观。这些观念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传播，不仅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意识产生很大的冲击，而且引发社会形态的一系列变动。南宋浙东学者袁毂感叹地说：“昔之农者，今转而为工;昔之商者，今流而为隶。贫者富而贵者贱，皆交相为盛衰矣。呜呼，世态之变如此!” 的确，自由的职业流动取代世袭的身份划分，频繁的贫富转换取代有序的贵贱等级，对于秉承传统观念的士大夫来说，意味着世道的“沦丧”，但从市民意识的角度讲，是正常的社会现象。有日本学者认为，两宋时期的社会变革，“是由农村时代向城市时代推进的社会构造的变化和由宗教时代向学问时代演变的文化形态的变化。”此时江南社会是否真正由农耕文明时代跨入城市文明时代，尚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有一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市民文化开始超越城市范畴，上升为一种社会文明形态。
商业文明开始走向独立
晚唐以降。尤其是人宋以后，江南文化领域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原本高高在上的士人文化逐渐摆脱“唯我独尊”的精英观念，开始走向普通大众，呈现出由“雅”到“俗”的转变，其突出表现是话本小说、戏文、通俗诗词等文学式样的日趋流行。二是原本局限于下层社会的民间文化逐渐突破等级观念的限制，开始跻身主流文化行列，呈现出由“俗”到“雅”的转变，其突出表现是说唱、歌舞、戏剧之类艺术的空前活跃。推动这两种文化转变的便是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和不断成长的市民意识。市民文化也由此兴起。因此，市民文化既源于士人雅文化和民间俗文化，又超越了传统文化雅、俗对立的二元结构。属于雅、俗共体的新型文化形态。
进一步来看，宋代江南的市民文化是一种大众化文化，它由大众创造，大众活动，大众传播。服务于大众，并为大众所共有，满足了由不同身份和职业群体所构成的市民阶层多样化的心理需求和多层次的价值认同。就此而言，市民文化的兴盛是社会文化重心下移的反映。有学者指出，到明代后期，“史统散而小说兴”，代表士人精英文化的历史哲学与代表市民文化的世俗文艺之间呈现出此消彼涨的趋势。其实，这种趋势在宋代就已经出现，至少就江南地区而言已相当明显。
宋代江南的市民文化也是一种商业化文化，它以发达的商品经济为物质基础，从文化的创作到流传、消费。都有着鲜明的商业特征：市民文学的创作是商业性的，瓦肆勾栏的表演是商业性的，书籍的刻印发行是商业性的，连节目活动和岁时习俗也充满了、商业气息。至于文化内涵和文化意识。更是具有强烈的商业精神。从这个角度讲，市民文化已不是传统文化的调整形态，而是商业文明开始由农耕文明的附属走向独立的结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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