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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口雄三教授
艾尔曼：我认识沟口雄三教授已经超过二十五年了。第一次见他，是1983年在台湾清华大学开一个明清思想史的会，当时余英时先生、狄百瑞先生都在。我那时还没当副教授，虽然还不认识沟口教授，但知道他的领域是明清思想史，跟我很接近，而且他也是我的论文评估人，所以心里有点紧张，担心他会批评我。后来他对我很客气，特别好，很支持我，我们交流了很多看法，他也特别坦率。后来我去了几次日本，1994年他还请我去东京大学教过书。1997、1998年我请他来UCLA当访问学者，本来想请他开一门课，他却开了两门课。他就是这样认真的人，课都用中文讲，我一直很尊重他。【葛兆光：我在艾尔曼教授家里看到过一幅沟口先生送给他的画，以前还不知道沟口先生会画画，画的是一个兜鍪，就是日本古代武士戴的帽子。】
沟口先生研究的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史，对十八世纪戴震的思想有很深入的研究，在很多领域都开了新的方向。当时日本的著名学者岛田虔次在京都大学，是京都学派的代表。他研究明末思想史，认为明朝思想是很先进的，到了明朝末年，这些先进思想却崩溃了。沟口先生也同意明朝的思想很了不起，但他发现十七、十八世纪这些思想还是有延续，没有完全断裂。所以说，沟口先生改变了日本京都学派的论述方向，当时京都学派不能接受，一直批评他。沟口先生的学生很多，现在东京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的主任小岛毅就是他的学生。【葛兆光：以前这个研究室叫哲学研究室，后来他们自己也觉得叫哲学室不合适，才改成了思想文化研究室。沟口先生的确也改变了东京大学的一些风格。】
以前东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关系不那么好，沟口先生去担任主任教授以后，很支持学生，学生都喜欢他。在去东京大学之前，沟口先生是在名古屋大学。【葛兆光：在名古屋大学，他是跟入矢义高教授的，在这里才对明代思想发生兴趣。可是入矢是京都系统的学者，所以说沟口是了解京都学风的。】东大的山井涌教授(1970、1980年代东大哲学研究室的主任)过世后，学校把沟口先生从名古屋大学请到东京大学来。
葛兆光：我要补充说一下，刚才提到的山井涌和岛田虔次是一个年代的人。他们两人虽然一个在东京，一个在京都，学术思考不同，但思路比较接近，都是通常所说的“近代主义”的逻辑。这在日本曾经是主流，研究日本的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研究中国的以岛田虔次和山井涌为代表。但是，沟口先生从几个方面改变了日本有关中国近世思想文化研究的方向。第一，他不赞成王阳明的思想在明末受到了挫折，他认为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下去，一直到戴震、到孙中山;第二，他非常强调要从亚洲的角度，去研究历史和文化，而不是把中国和日本分割开来。日本的中国学，在战后尤其在中国的“文革”后，有渐渐衰落、边缘化的趋势，因为中国学如果不与日本相关，就不会引起日本人的关注，所以，沟口试图把中国拉回亚洲研究的范畴里来，同时将之与日本自身研究相联系。他还觉得不能用欧洲的历史研究、分析方法来研究东亚;第三，在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中，沟口先生是一位少有的重视方法论的学者，他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叫《作为方法的中国》，在日本和中国影响都很大，我不是完全赞同他的看法，但我觉得，在日本这样一个学者很专业、很细致的地方，有人这么重视方法论，是很难得的。我写过这本书的书评，我不太同意中国学者也仿照他的方法、思路和概念来研究，因为沟口这本书是写给日本人看的，他关心的是日本的中国学问题。如果中国人不考虑这一日本背景，就会导致一些误解。所谓“橘逾淮则为枳”，不能简单地套到中国来。沟口先生在中国有很多追随者，特别是很多中国人注意到沟口先生对中国很友好，所以非常崇敬他。【艾尔曼：他是中国通。很多日本学者可以读中文文献，但是听不懂，沟口先生既能读又能说。】
沟口先生是前辈学者，跟中国关系友好，对中日之间的关系有同情心，他对中国学者帮助很多，很多中国学者是通过他到日本去学习访问的。这都是事实。在我的印象中，他也是一个很友善的人。我1995年3月在东京第一次见到沟口先生，当时是东京大学的尾崎文昭教授带他来看我，记得他送了我好几篇他的文章，仔仔细细地签上名字，让我很感动。后来，我们在日本、北京还见过好几次，大家都感觉他特别亲切。艾尔曼教授跟我说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沟口先生请他吃饭，之前自己要先去那个馆子试吃一次，检验一下口味，这说明他对人很真诚，也很周到。
不过，在学术上我更倾向岛田虔次的思想史研究。我看到，沟口先生大概更注重思想和方法，但是，在资料上可能并没有太多新的发现。沟口先生很关注改变传统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所以，他的特点是提出想法和概念，而不是做博大精深的历史研究。
艾尔曼：这恐怕是他晚年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从名古屋到东京时，已经写了两三本书论述明末清初的东林党，以及戴震的思想等，这些都是他的代表作，研究还是很深入的。后来，他的研究范围扩大了，晚年写的教科书类的东西比较多。对我来说，他中年时期做的研究还是很有用的。
葛兆光：这种急于改变整体思路，提出新的研究方法的特点，比如这本沟口雄三、池田知久、小岛毅合写的《中国思想史》就比较明显。这本书体现了一些新的想法，但是，问题也不少。像整个魏晋南北朝匆匆带过，佛教的历史和思想也没有，里面有些观点也让人比较难以接受。像他们重视王朝更替从禅让到战争，唐以前也不都是禅让，周、秦、汉不都是打出来的么?魏晋南北朝是各种宗教、思想融合的时代，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忽略这一段让人很难理解什么是“中国的思想史”。还有一个说法也很奇怪，说中国皇帝里非常重要的一位是宋徽宗，宋徽宗代表了在三教之上确立了皇权，可宋徽宗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艾尔曼：西方学者也受了日本的影响，把徽宗抬得很高。这里有一个学术交流的问题，以前，美国学者跟中国学界联系比较少，很多观点都受日本学者的影响，比如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山井涌、岛田虔次等，所以，我们也会把徽宗放得很高，把宋朝放得很高。不过如果没有这些日本学者，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不会那么多。
葛兆光：这点很有意思。中国学者受日本影响也有，但主要是晚近，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比较多，所以接受的影响大多比较新。而美国早年研究宋史的，很多是受内藤湖南的影响，研究明朝的呢，则受岛田虔次、山井涌的影响。我们看到，现在日本也反过来受到美国的影响，比如沟口、小岛师生二人也有，他们强调地方史、区域史、乡里空间、地方基层，恐怕就是受到美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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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0-08-01 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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