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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出于文化认同和知识谱系两方面的原因，其评价的标准是比较单一的，即文学术语必须符合西方式的思辩和逻辑陈述，必须是得以精确界定的。然而，中国文化整体性、具象性思维特征却正是要避免这一点，而倡导“明者弗授”、“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执本驭末”等点拨方式。因而，我们很难认定，文学批评术语就必须是清晰界定的。精确界定的术语与模糊未定的术语在不同的传统中均有所表现，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传统中有所侧重。就具体的文学术语而言，清晰与模糊类型的术语分属于不同的传统，是各自文化沿着自己的路径逐步发展而来的产物，它们在不同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拥有着解读、评述各自文学文本的独特功能。即便从今天的西方文论来看，无论其大的思潮，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化批评”、“女权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还是具体的术语如“互文性”、“转义”、“差延”以及“叙述编码”、“文本策略”等等，均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而且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术语至今仍属争议性的。因此，术语的界定只是相对而言，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术语的界定亦随之变化。因此，界定的科学性往往在于其开放性，而非是封闭性，绝对清晰的文学术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应当指出的是，一种文化编码往往具有两重性，从异文化语境加以审视，既有一个语境化的问题也有观察角度的问题。而中国古代文论种种范畴和术语自有其自身的特点。党圣元先生曾归纳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系统特点，“一，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在理论指向和诠释方面具有多功能性。……二，传统文论概念范畴之间往往相互渗透、相互沟通，因而在理论视域方面体现出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相浃相洽的特点。这首先体现在有些文论概念范畴之间往往可以互释……其次，又表现为一些概念范畴之间呈开放性关系，指述对象和理论观照方位相互流动，相互移位，相互吸纳，相互补充，其结果则是促成了不同术语、概念、范畴之间的融合，由此产生新的概念范畴，而不是自我封闭……当然，这种开放流动，变化组合又不是毫无思理的杂乱组合，而是遵循着一定的‘类’之取予与‘辨合’原则来进行的。三，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具有较广的内容涵盖面和阐释界域，因此衍生性极强，一个核心范畴往往可以派生出一系列子范畴，子范畴再导引出下一级范畴……四，传统文论范畴艺术审美活动的理论思维在思辨分析和阐释的方法上力求使思维主体逼近、渗人思维对象，并且运用与思维对象相同的审美—艺术思维方式来审视、领悟、体验对象，从而使这种理论观照的结果本身亦具有一定的美感意蕴，具有一定的情感性、意象性、虚涵性，这也就使传统文学理论批评中的许多涉及艺术审美活动及美感经验的术语、命题、概念、范畴本身即审美化、艺术化、耐人咀嚼寻味。”[6]中国古代文论范畴正是由这些特点构成了极富生命力的开放型体系，同属于人类文学活动不同分枝的理论架构。所以，单一的文化认同方式必须由多元方式所取代，文化隔膜的屏障只能由文化理解加以疏导。
其实，文学语言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在中西文学中均是重要的论题。英加登(Roman Ingarden)就曾指出，“每一文艺作品中均存在非确定性空间，这些空间由读者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加以填充。”[7]伊塞尔(W.Iser)的观点更为明确，“文学文本的意义并非是一个确定存在，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8]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名著《复义七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2930)指出了“复义”这一含有多层意义的语言表达方式正是诗歌的根本所在。“复义”本身既可指不确定的意义、内含多种事物的意图，也可表示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以及陈述多层意义的事实。他在书中提出的七种复杂的语言现象已成为检验文学作品的有效工具。[9]这种意义的不确定性以及阐释中的多义性在中西文学作品和理论表述中是比较相似的。
已故的著名学者刘若愚(James Liu)先生就认为，“尽管中文没有与‘非确定性，相同的术语，然而这一现象在中国诗歌中却是普遍存在的。中国诗人常用‘花’、‘鸟”而不具体指出其色彩和形状等。……他们对先是详尽的表现并不感兴趣，而是竭力把握诗性世界最根本的‘神’、‘趣’以及‘韵’等，对此，细节并不重要。”[10]刘先生早在其1975年出版的《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也曾指出，“在中国批评论著中，同一术语，即便是同一作者所使用，也往往含有不同的概念，而且不同的术语事实上又可能是指涉同一概念。当然这并非是中文所独有的现象：试想一下英文中诸如‘风格’(Style)和‘形式’(form)这些词!”(6页)
美国著名的王国维专家李又安(A，A，Rickett)教授在其论著中也对中国文学术语问题十分重视，在论述中对此问题进行过探讨。她在1968年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专业术语”一文中指出了西方对此深感困惑的原因，“或许其原因之一在于将那些最为常见的专业术语译成有意义的英文的难度。首先，最完备的中文辞典在总体上忽略了文学批评术语，即便它们收入了某个词条，也仅仅对其一般的用法加以解释。然而比辞典的忽略更令人沮丧的是批评论著本身的特点。中国文学批评理论极少有以相当完备的，或缜密考虑的形式的论集或专著。批评家们满足于以点评的形式，以一行文字论及这一主题，一段文字论及那一诗人，漫无计划的东西凑在一起形成的书。很象柯尔律治(S.Coleridge)的《漫谈录》(Table Talks)。一位批评家思想的精髓或许只是一句没有展开详述的话，读者须将书中其他零散的部分加以联系，以把握作者真正的含义。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二十世纪初最著名的学者王国维。他采用‘境界，这一术语来表达诗的含义。他认为‘境界’较之严羽的‘兴趣’或王士祯的‘神韵’说更为贴切。”李又安教授在其十年后主编的论文集《中国文学批评方法》中则从这种现象的评述上深入了一步，她认为，中国文学术语之所以使西方学者深感困难，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西方学者并没有受到中国古代学者那样的训练所致。由于中国古代文人受到的训练是类似的，所以彼此对必读的经典以及论述中引用的词句异常熟悉，故在行文中并不需要对这些词汇加以特别的说明。她仍以王国维为例，“王国维在本世纪初写到，姜夔在其写作中至少有‘骨’。在王氏看来，其他学者完全能够记起刘勰在六世纪的论著《文心雕龙》中所采纳的‘风骨’之说法。这些学者会立即知晓，为何还要辅以更多的说明呢?即便术语在各个时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均是从同一基础上进行交流的。”[11]
从笔者所收集到的材料来看.对中国文学术语最为公允的解说是宇文所安。他在论及中国文学思想时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对中国文学术语加以了说明，并陈述了中国文学术语晦涩的缘由，“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对于定义有一种极大的文化渴求，即希望将意义加以稳定并由此对词汇加以控制。鉴于西方文学传统中对定义的探寻是最为深入、最为持久的努力，而中国文学传统中(以及中国思想史的其他方面)事实上缺乏对定义的追求就令人十分惊异了。简略的，且往往是对中扮术语经典式的界定或许会被附带地提及：然而系统解释术语的尝试却极为罕见，这是在该传统的后期(十四世纪)而且是在极低的文学研究层次上展开的(换言之，定义并不被认为是重要的目标，只是提供给学习诗歌的人，这些人确实没有‘能力’运用这些词汇。)在中国思想史的其他领域，关键词的意义己在文本的使用中稳定下来，成为人人皆知的熟语。而现代中西方学者常常痛惜中国概念词汇的‘晦涩含混’。而事实上，这些词汇较之大多数欧洲语言中的概念词汇，并不比之更加晦涩。在中国的传统中，概念的精确性并非是一种价值。……就西方读者所认定的‘情节’、‘悲剧’、‘摹仿’以及‘表现’而言，中国读者夫必能讲明‘虚’、’文’或‘志’是什么，然而他一读到就会明自。其差异是，西方传统一方面总是力求定义的精确，而另一方面又力求文学术语得以‘共振’(即将文学术语运用于各种参照系中，而这又与精确定义相左)，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但在中国传统中，只有‘共振”即言外之意，才有价值。中国术语使西方读者感到晦涩的第二个理由是，这些术语不象西方读者所了解的那样，是与现象相一致的。例如，‘体’得以运用于文体、文类以及所有的形式，这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其广泛程度简直不可思议;然而这一中国术语体现了一种区别，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关注，这在英文术语中是不存在的。……每一传统均有着其自身伟大的概念力量。倾向于鄙视的读者会观察到中国传统在解释文学方面的不足性，而文学解释正是西方传统的关键所在。而倾向于对中国传统留有印象的读者却会发现其实力，例如其心境作用的丰富词汇在英文当中是没有的。中西双方均可能是正确的。……重要的是理解，而非比较性评价：每一传统都遵寻着自身的一系列问题，尽力对文学文本的不同传统作出解释。”[12]
换言之，对文学术语的认识必须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才能进行，从单向切人则往往易陷入主观臆断之中。正如宇文所安指出的，“对于中国传统诗学专业术语的难题并无优雅的方式。犹如西方文学思想的情况一样，中国文学思想的描述性以及规定性的力量是难以从这一术语的整体性中分离开来的，这些术语位于历史性的结构之中，而不同时期则拥有程度不同的变化。这些术语听上去往往是奇特的或是异国情调的，但读者始终须牢记，犹如西方传统的中心术语一样，这些令人惊异的历史发展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构想文学现象的通常方式，而且它们被当成似乎是意指某种不言而喻的东西。鉴于这些术语的含义是在不同的独特语境中产生的，是在与其他术语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它们在西方诗学的术语中就没有与之完全对应的东西。对于英语读者而言，它们就绝不会象在中国读者眼中那样自然和显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也不会是现成的。更有甚者，英语读者在这些术语面前，绝不会产生某种具体的所指性，即某种与独特文学文本的独特方而不断联系所产生的那种所指性。”(16页)但是宇文所安同时指出，只要“在大量的理论文本中与之不断地见面，英语读者就能够获得这些术语的某种功能含义的感觉。然而需要提醒的是，中国词汇的翻译并不真正意味着英文译文的同样事物。”(16页)可以看出，宇文所安在处理中国文论术语方面保持着某种清醒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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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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