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如《刘郁〈西使记〉》,参见王国维《古行记四种》叶八,收入《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并请参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中华地图学社)第36—37页。
(31)参见贾敬颜、朱风合辑《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页。
(32)贾敬颜认为:“说契丹人讲的话是一种古蒙古语,一种颚音很重的古蒙古语,应该是令人信服的”,见氏撰《契丹文》,收入《中国民族古文字》,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2年,第106—107页。
(33)道布编著《蒙古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22页。
(34)参见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第164页。
(35)《晋书·石季龙载记下》:“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冉)闵等。”《资治通鉴》卷98,晋穆帝永和五年(349)“赵主鉴使乐平王苞”条记此事,胡注云:“胡天盖石氏禁中署舍之名。”并请参见唐长孺《魏晋杂胡考》,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78年,第416—417页。
(36)参见前引贾敬颜《契丹文》第99页。
(37)《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4页。并请参见《古代摩尼教艺术》第71—72页。
(38)《摩尼教及其东渐》,第255、256页。
(39)契丹族并非只有八部,详见杨志玖《阿保机即位考辨》,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期(1948年4月)。因此, 八部的说法只具传说的象征意义而难以做认真的历史考实。或者,这只是受鲜卑八部大人制度影响而产生的比附说法也未可知。有关的史料见《辽史·营卫志中·部族上》;最近有关信息可参见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第160—162页。
(40)罗炳良主编《中华野史·辽夏金元卷》,泰山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41)参见王民信《契丹古八部与大贺遥辇迭剌的关系》,收入《契丹史论丛》,第45页。
(42)冯家升对此有详细统计,参见氏撰《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收入《冯家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第51—57页。
(43)王民信:《契丹古八部与大贺遥辇迭剌的关系》,第46页。
(44)参见冯家升《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同上引《冯家升论著辑粹》,第68—69页。又,唐太宗初即位,与颉利可汗于便桥杀白马盟誓(两《唐书·突厥传》);苏定方伐百济,于江边杀白马祭祀(《(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18“忠清右道公州镇扶余县古迹”)。E.N.杰烈维扬科《黑龙江沿岸的部落》也曾提到一些古代民族中的这类例子(林树山、姚凤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294页)。
(45)收入《冯家升论著辑粹》,第63页。
(46)本段所转述摩尼教内容请参见《古代摩尼教艺术》第36—37、43—44页; 《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7—18页。
(47)王民信:《契丹的柴册仪与再生仪》,《契丹史论丛》,第95页。
(48)参见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45页。
(49)参见杰烈维扬科《黑龙江沿岸的部落》第146页。
(50)《摩尼教及其东渐》,第243、256—257页。
(51)《摩尼教及其东渐》,第56页。
(52)参见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第160页。
(53)摩尼教的信徒叫听众,僧侣叫选民,二者宗教地位不相等,参见《古代摩尼教艺术》第43—44页。
(54)参见《古代摩尼教艺术》第56、70、86、93、94—95页。
(55)参见鸟居龙藏《契丹黑山黑岭考》,载《燕京学报》第28期(1930年12月),收入孙进己等编《契丹史论著汇编》(下),第1101—1105页。
(56)参见穆尔札也夫著《中亚细亚(自然地理概要)》(郁浩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9页表3。
(57)参见《伊斯兰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Islam.New Edition)第3卷,莱顿:E.J.Brill,1971年,第1113页。
(58)参见刘凤翥《“阿穆尔”源于契丹语的“黑水”说》,载《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1期,收入孙进己等编《契丹史论著汇编》(下),第744页。
(59)参见鸟居龙藏《契丹黑山黑岭考》第1113页。
(60)《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4页。并请参见《古代摩尼教艺术》第71—72页。契丹“再生仪”仪注有:“在再生室东南,倒植三岐木。”(《辽史·礼志六》)此三岐木或许就是摩尼教象征光明王国的三干树,再生与往生方向不同,故其倒植。我国的契丹考古发现过不少壁画,应该有希望把这种三干树识别出来。
(61)《古代摩尼教艺术》,第32页,并请参见同书第71页引摩尼教《大力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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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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