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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耕作制度上，人们充分利用当地无霜期长和水资源丰富等优点，尽量提高复种指数。一是试种双季稻。康熙五十四年，苏州织造李煦在苏州首次试种，当年试种的第一季稻亩产2．8石，第二季稻亩产不及1石。初次试种没有获得预期效果，主要是因为播种太晚。翌年继续试种，提早于三月插秧，结果获得成功，两季稻产共达5．2石。以后又连续六年试种，两季亩产每年都在6石以上③。以后双季稻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没有在苏州获得大面积推广，但试种本身就证明，苏州农民注重增加农动力和时间的投入量，以探求高产和增产的途径。二是选育和种植早熟高产品种。农历五月插秧九月收获的“早白稻”，是从占城稻演变过来的，是一种中稻，明后期以来江南普遍种植，到康乾时，苏州仍然大面积种植。当时水稻品种甚多，据乾隆《苏州府志》记载，有箭子稻、香子稻等37个品种，比明中期多了8个品种。仅吴江一县就有水稻品种108个。清中期，苏州一府的水稻品种多达100余种，这是前代所没有过的。如一种名叫“百日种”的水稻良种，又名叫“西番籼”，米质优良，一年两收，康熙末年开始在苏州葑门外二十四都试种。三是注意季节茬口，合理安排种植。苏州地区一般都是秋熟种水稻，夏熟种三麦（大麦、元麦和小麦）和油菜籽，当地称春花，“岁秋既获，即播菜麦。夏初则摘菜心以为蔬，春菜籽以为油，斩菜萁以为薪，磨麦穗以为面，杂以蚕豆，名曰春熟。其禾稻至秋末冬初乃登，周而复始，迄天宁日”①。这是长期以来江南人民摸索出来的种植作物的最佳途径，米麦、菜油、烧柴都得以解决。这样的作物结构，去掉低洼田、秧田、休闲田等，复种指数大约在1．5以上。复种率的提高，大大增加了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量。
在耕作技术的提高上，人们讲究改进工具，提高种植水平。水稻的中耕过程耘田、荡，是既苦又累的农活，清初新采用了耘荡、耘爪，既提高了功效，又减低了劳动强度，备受欢迎，人称“今得此器，劳逸不啻天壤，乃知何事不可为便巧”。秧苗由秧田移至大田，秧根人土深则难拔，人土浅则易枯萎，影响移植后返青，为解决这一矛盾，苏州“农人于播种之始，则撒秧于一处，以浮灰轻盖之。既长，则另分而插莳，所以顺其浅深之性也”②。不但省力省工，而且移植后能迅速返青。插秧时，为保证密度，有些地方“每人俱以绳约，使不过五寸。故其田秧棵密而分行整，收获亦倍”。这是用秧绳以确保插莳棵数。也有的地方有秧缰，以限制莳秧时移动的距离，作用与秧绳相似。有些地方还用撮谷法种植水稻，即不播秧苗移栽，而是直接用插秧法一撮一撮谷插人大田中。由于不受移植影响，免除了拔莳苗的中衰过程，因而“种必倍收”。耕作技术和种植水平的提高，使单位面积产量大为增加，一般的田，每亩收米2石多，麦1石多，一些“湖荡间膏腴去处，地辟工修者”，可得米3．6石之多。折合成稻谷，已经超过亩产千斤了①。这样的产量，在同时期的其他地区是很少见的，所以雍乾间人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中提到，“南方地窄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多则二十亩。力聚而功专，故所获甚厚”。力聚就是投放充裕的劳动力，功专就是精耕细作。苏州地方靠这两条夺取农业高产。
三、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是清代前期苏州农业经营上的特点。商业性农业既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又反过来促进商品经济发展。苏州商品经济发展水平高，在明代商业性农业就获得了较大发展，到清前期，商业性农业较之过去地域上更为广大，作物种类有所增加，生产规模有所扩大，其重要地位更为突出。
棉花是苏州最为重要的商业性农作物。与松江府相邻的太仓州全境，昆山、镇洋、新阳县的部分地区，多属高岗沙瘠土地，最适宜棉花种植。根据地方文献显示，嘉定县植棉面积约达80％，太仓县约达70％，崇明约达65％②。其他数县植棉比例也较高。常熟县明代植棉主要集中在西北境，到清代中期扩大到东北境、东部，甚至东南境的唐市等地也普遍种植。
桑树是苏州地区仅次于棉花的商业性农作物，它主要集中在吴县的沿太湖地区和吴江、震泽两县邻接嘉湖的地区，常熟县也有少量种植。吴江蚕桑一株独秀，到乾隆年间，“丝绵日贵，治蚕利厚，植桑者益多。乡村间殆无旷土，春夏之交，绿阴弥望，通计一邑，无虑数十万株云”①。植桑面积较之明代成倍增长。吴县植桑的主要地区是洞庭东西山，清中期，该地“乡人比户蚕桑为务”②。桑叶不但供给当地养蚕，还远销太湖南岸各地，新丝出市，蚕农将丝负贩到苏州城中的新丝行。
席草是苏州地区特有的商业性农作物。席草的最大种植地是长洲县的浒墅关一带，所产席草供附近几乡妇女织席之用。清初因“其利倍于春熟”，吴江县的震泽、平望等地就多“不治春熟而植席草者”③。据说到后来甚至供应虎丘、浒墅等地织席所用。④可见种植席草的经济效益相当高。
蔬果花木是苏州城郊种植最为普遍的商业性农作物。苏州城市人口众多，消费水准高，市场容量大，为满足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的需要，城郊乡农因地制宜，精心培植蔬果花木。自明代以来形成了虎丘、葑门外和远郊的洞庭山为主的花木、果品和水生蔬菜的集中产区，到清中期获得了更大发展。洞庭东西山产有梅子、李子、桃子、杨梅、枇杷、樱桃、花红、橘子、金橘、枣子、板栗、银杏、石榴、橙子、香橼、葡萄等，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杨梅、枇杷、银杏、梨和橘等。栽橘一树可值千钱，种上一亩，较之种植其他作物可多获利数倍。水中蔬果则有莼菜、茭白、芡菇、菱藕、芡实、荸荠等。所有这些名优特产，都是高度商品化的农作物，绝大部分作为商品投放到市场。所以康熙时汪琬说：“至于鱼虾之利，橘柚李梅，果实之珍，莲芡芋栗菰莼之富，甲于三吴。为商贾所辐辏，舻衔肩负，络绎不绝”。①而苏州城中“蔬果鲜鱼诸品应候迭出，市人担卖四时不绝”。虎丘、洞庭、光福一带乡人又多以种花为业。如三月牡丹，苏州城中“无论豪家名族，法院、琳宫、神祠、别观、会馆、义局植之无间，即小小书斋亦必栽种一二墩，以为玩赏”，品名不下十余种。艺花者“花时载至山塘花肆求售”。四月龙爪葱和神仙花，卖者都是虎丘花农，担挑叫卖。九月菊花，虎丘花农千盎百盂，担入城市，“居人买为瓶洗供赏者，或五器七器为一台梗……或于广庭大厦堆垒千百盆”，妆成盆景瓶花。其他如珠兰、茉莉花、玫瑰花、白荷花等，“寒红碎绿，五色鲜浓，四时映照于市”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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