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四川警察总厅禁止一切所谓“淫戏”，指出虽然警察反复查禁，但戏园“斗巧争奇，渐趋淫邪”，“违禁演唱”。一份警察调查发现，甚至在一些高级茶馆戏园，包括群仙茶园、大观茶园、悦来茶园等也上演被禁戏目。【71】这些戏园不遵守规章，“贻害风俗人心”。警察指责群仙茶园艺人表演“任意猖狂，毫无忌惮”，演员动作“狎亵”，“丑态”百出。如果这些演出继续进行，社会风气将受极大伤害，警告如果不停演，戏园将受到严惩。警察采取的政策比内务司严厉得多。所谓“淫荡”戏，其实经常不过是关于爱情、罗曼史而已，但精英认为这些戏会导勁年轻人变得“下流”和“淫邪”。【72】

也是在1913年，四川省行政公署发文抨击茶园演戏的各种问题，称辛亥革命后，“民间困苦”，“独戏园异常发展”。公署还指责大观、悦来、万春、群仙等茶园“钩心斗角”，批评成都市民为看戏“人人如中风狂走”。公署认为看戏是“落后”的习惯，与“内治攸关”，因为看戏不适合这个“天演优胜”之的代。该文还把中国戏与日本、西方的娱乐方式进行比较。在日本，艺伎的歌舞根据的是，由“文学士或文学博士”所写的本子；在法国，“其名优亦多出身大学，均以保存古乐古语为唯一要素”。【73】显然，当时的四川政府歧视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赞扬外国的娱乐方式。官员可能对日本艺伎和法国艺人所知有限，但是所欣赏的是它们来自东洋和西洋，因此优于中国的传统娱乐，反映了当时明显的西化倾向。

公署认为成都茶馆戏园有三大问题。首先，不利于大众教育。这些戏园“以世俗歌曲为门面，以冶容工貌为精神”，而且“目染耳闻，不败者鲜”，造成“民德日薄”，而“此等国民”，于国于社会都有害。其次，妨害地方经济。“吾川四塞之地”，虽然“五矿丰富”，但“货弃于地”，丰富的自然资源被浪费了。现在四川试图发展工商业，抵制外货，成都作为省府，如果“提倡戏园，以图发达”，将“使劭年弱质，习成游惰”。因此，戏园“有碍于实业”。其三是于财政不利。从辛亥年兵变，省库被抢，成都便一直遭受财政危机，但人们仍然在茶馆浪费了大量金钱，征税也十分困难。【74】“公私财产，均形支绌，而人民区区所得，反以戏园消耗大半。收捐有限，徒令生活，愈高愈险。”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将使“官吏坏其箴，军警丧其守，学人逾其阈，商旅覆其巢”，而“一般人民，搜刮攫取。以供嬉玩”。这就要求政府采取限制政策以解决这个问题；为达到此目的，政府将改良现存戏园，并不再允许新开。【75】这个文件反映了地方政府对戏园的看法和评价，重复了过去官方和精英对茶馆“弊病”的种种指责。

1916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一年。这年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护国战争爆发。12月，反袁胜利结束。局势刚一稳定，省会警察便颁布《取缔戏园法》，涉及经营茶馆戏园的各个方面，从座位、茶碗，到售票、观众等。例如，戏园座位数量由政府决定，售票不得超过这个定额。甚至规定了座位间的间隔，不能增加凳子。观众座位优劣本着先来后到的原则，先来者不得为他人占位。当政府规定的票数售完后，应该挂出一个牌子。如果一个观众临时离开，但其茶碗仍在桌上，应该视为座位有人，他人不得占据。捡到的遗失物品应交予警察处理。茶馆雇员要礼貌对待顾客。【76】这个规则是目前我所见到的最全面、最详细的关于茶馆戏园的规章，使我们清楚了解到警察是怎样控制戏园和观众的。

在这样的限制政策下，艺人的谋生面临诸多困难，对茶馆本身的生意也相当不利。如前所述，演戏能够吸引更多观众，但当茶馆中的表演受到限制，生意便下降了。【77】虽然我没有发现任何1916年到抗战爆发这段时期专门针对曲艺和地方戏颁布的新规章，但是还是发现了显示地方官如何实施这些政策的一些具体例子。例如，1936年明德堂戏班申请在芙蓉亭茶社演出，表示多年来在川东南各县巡回演出，“并无淫邪词调，荒谬声律”，所唱皆“词旨高雅，音歌纯正，足可救正人心，补助社会教育之不逮”。该戏班建于20多年前，共4名艺人，女性3人，年龄在21—40岁之间。4人都有残疾，其中3位是盲人，1人有足疾。他们于1936年春到成都，由警察批准先在花会演出一个多月，得到“各界赞许”。花会结束后，戏班必须另找地方谋生活，便选择了芙蓉亭。负责处理此申请的警察表示，其节目中未发现任何不道德之内容。警局的回应是：“查妇女清唱，对于风化秩序在在有关。如其散布在各街茶社内营业，妨碍甚大。兹为体恤业人等生计起见，准其另觅偏僻地点，仿照戏园规模设备，唱台不得接近街面，以便取缔，而杜流弊。”【78】警察的策略是虽然允许这些人谋生，但尽量减少影响。一般来讲，警察对于女艺人的控制很严，如果她们不是残疾，可能会被禁止。警察要求尽量减少影响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演出场地必须是远离要道的僻静地。尽管芙蓉亭也向警察提交了申请，还由一个铺保联署，指出这些艺人不能开演则失去生计，衣食也无以为继，但警察仍然坚持演出地点不能“接近街面”。

虽然没有得到正式许可，戏班仍然开始在芙蓉亭上演。在给警察的申述中，他们强调其成员“非娼妓式组合之清音工会可比”。这个说法似乎暗示唱清音者可能也做妓女，但这也有可能是由于同行竞争互相诋毁的结果。一个警察确认这个茶馆是在背街的二楼，演出两周后，“对于风化秩序，均无妨碍，有街团首人可查”。但是警局再次拒绝批准，令取消演出。明德堂和茶馆立即再次上书，表明他们设法寻找新场地，但没有成功。如果停止演出，演员们将面临饥饿。再者，茶馆与戏班相互依存。没有演出，顾客减少，茶馆也将亏本。经理请求在戏班寻觅新场地的同时，准予继续演出。这样一来，“公私两全……十余人生活有赖，不致演成流落之苦。”当年8月，戏班最后找到远离闹市的陕西街的吟香茶楼，警察才批准了演出许可。【79】明德堂的经历反映了民国时期国家对大众娱乐的控制，使艺人们的生计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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