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可园有“文化”和“文明”两个班子。悦来也有自己的戏班。1909年，悦来雇著名演员杨素兰组织同乐班（1909年8月6日和12月15日《通俗日报》，“成都新闻。；李英：《旧成都的茶馆》，2002年4月7日《成都晚报》。第17版）。不过戏班的流动性还是颇大，例如悦来茶园1910年的广告中，何喜凤二月初四在那里演出，但同一天另一广告又预告其于同月十九日在青羊宫劝业会戏园演出（1910年3月28日《通俗日报》，“告白”）。

【7】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79页；1910年2月20日《通俗日报》，“成都新闻”。我没有发现任何1900年以前的茶馆戏园的记录。根据1950年档案资料，称悦来在43年前设立。见《成都市文化局档案》，成都市档案馆藏，124／2／1。在晚清，悦来茶园的舞台称“悦来戏园”，旋改名为“会场戏园”，1917年更名为“蜀都第一大舞台”（1917年3月31　日《国民公报》，“本城新闻”）。后又回归“悦来”原名，但改的时间不详。

【8】地方报纸充斥着这些广告。如1912年7月19日《国民公报》便有四则广告，两个是关于木偶戏，预告每天上午9点在清音剧场演出。另一广告是大观茶园演地方戏，称茶馆设有优雅的特别座。广告称，在辛亥革命前，茶馆花费巨资从川外聘戏班，“其座次宏厂［敞］，茶品清洁，演法神妙，情趣可观，早为各界赞许”。但革命爆发后停演。现革命成功，茶馆将继续演出。第四个广告是芙蓉影戏茶园（原芙蓉茶社），宣布在装修后增加了新节目。

【9】茶馆称“园”者有很多是演戏之地，但有人称“茶园”是戏院不是茶馆（陈茂昭：《成都的茶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3年，第180页），似乎有以偏概全之嫌。例如，1929年成都共有641个茶馆，其中至少有90个冠名“茶园”，但大多数并不演戏。由于这个统计中的许多茶馆并未给出全名（如“悦来茶园”可能只称“悦来”），因此实际茶园数还可能更多［《成都省会警察局档案》（民国时期），成都市档案馆藏，93／5／1046］。

【10】J．伊万斯（John Evans）是这样描述茶馆戏园的：“任何茶馆在屋的一头加上一个台子，都可以变为一个剧场，不用幕布，没有楼厢，几张桌子，几把椅子，不用布景和道具，场景靠对话来描述”John C．Evans，Tea in China： The History ofChina＇s National Drink(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2），P．64］。有研究发现在上海，很长一段时期茶馆和戏院都是“合二为一的娱乐场所”，提供地方戏和其他演出［Zhen Zhang，＂Tea—house，Shadowplay，Bricolage：laborer’s love’and the Question of Early Chinese Cinema，”in Yingjin Zhang（ed。），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jn Shanghai，1922—1943（Stanford：Stanford U niversity Press，1999），pp’32—34］。

【11】此君：《成都的茶馆》，1942年1月28、29日《华西晚报》，第2版；屈小强：《竹琴绝技贾树三》，冯至诚编：《市民记忆中的老成都》，第153—156页；李英：《旧成都的茶馆》，2002年4月7日《成都晚报》，第17版；作者采访熊卓云（89岁）记录，2000年8月9日于熊家。

【12】此君：《成都的茶馆》，1942年1月28、29　日《华西晚报》，第2版；周止颖：《新成都》，复兴书局1943年版，第225页；罗尚：《茶馆风情》，台北《四川文献》1965年第10期，第22—23页；张达夫：《高把戏》，《成都风物》第1辑，1981年，第109页；Di Wang，Street Cu1ture in Chengdu：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and local Politics in Chengdu．1870—1930，P．80。

【13】这里“杂技”是指各式各样的表演技艺，并非单指今天所称的“杂技”。

【14】《成都省会警察局档案》（民国时期），成都市档案馆藏，93／2／3282；罗尚：《茶馆风情》，台北《四川文献》1965年第10期，第22页；陈茂昭：《成都的茶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84—185页；张恨水：《蓉行杂感》，曾智中、尤德彦编：《文化人视野中的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15】罗子齐、蒋守文：《评书艺人钟晓凡趣闻》，成都《龙门阵》1994年第4期，第61页。在关于成都街头文化的研究中，我描绘了钟晓凡是如何吸引听众的（Di Wang，street Cuhure in Chengdu：Publie Space，Urban Commoners，and local Poll— tics in Chengdu，1870－1930，PP．78—79）。

【16】周止颖：《新成都》，第225页；海粟：《茶铺众生相》，冯至诚编：《市民记忆中的老成都》，第143页。

【17】鄢定高、周少稷：《身带三宝，无人可敌—记成都评书艺人张锡九》，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编：《成都掌故》第1辑，成都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388页。

【18】谦弟：《成都洋琴史略（三）》，1941年6月2日《华西晚报》，第2版；李子聪：《四川扬琴‘堂派’的由来和发展》，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编：《成都掌故》第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4页。扬琴也有自己的组织“三皇会”，每年三月初三和九月初九聚会。三皇会资金来源有三个途径：会费、罚款、捐献。每年选5人作为会首。在晚清，扬琴分为两派，风格不同。南派在皇城的东华门一带、北派在童子街一带演唱。当北派面临生计困难时，其作品很受观众欢迎的川西名家黄吉安拿出他的新本子，生意立即改观。后来，南派也采用了黄本。晚清扬琴艺术得到极大发展［谦弟：《成都洋琴史略（三）》，1941年6月2日《华西晚报》，第2版；谭清泉：《黄吉安》，任一民主编：《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1辑，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51页；周止颖：《新成都》，第220一221页］。据说扬琴创始于一个从沿海被流放到成都的知县，由于唱法来自沿海，所以又叫“洋琴”（作者采访熊卓云，2000年8月9日于熊家）。另一资料有类似说法：明末李阳，“世家子，聪颖过人。其先祖来自广东。李年少倜傥，能歌善琴，尤喜涉足歌场，时蓉城鲜有不识李生之歌名者。以是得妇女欢，为人忌妒诬控，流戍西康。李乃自制丝桐，以指敲弹，铿锵可听。谱人间传记，及历史可歌可泣事，严冬盛暑，未尝稍辍。其后指为冰断，乃改用竹签击之，边城歌场，耳目为之一新。未几传人成都，流行一时。”（迪凡：《成都之洋琴》，台北《四川文献》1966年第5期，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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