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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芝]当代文化建设的困难和可能性
  作者:刘健芝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8-13 | 点击数:7461
 


  我们做文化研究的,强调怎么理解我们的历史与处境时,不是从抽象的讲究整全、一致性、合理性的思维来看,而是聚焦于现实的矛盾与张力、偶然与不连续的变化。这是阅读历史、反思现状的基本方法。

  我们讨论现实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弱肉强食”,譬如说,要承认现在世界的体系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我想指出,承认这是主流的逻辑,不等于被动地接受它、参与它、甚至强化它,不等于假设要生存只能吃其他动物的肉;假设我们的文化就是吃肉的文化,而不是吃草的文化;假设我们是虎豹,而不是牛羊;假设牛羊要不被吃掉,只能把自己变成吃肉动物。牛本来是吃草的,现代农场养牛人在饲料里加入牛肉,牛就变成疯牛了。今天的主流文化逻辑,似乎毫不犹豫地彰显弱肉强食,崇拜成功人士是强者;强者的胃无限大,大小通吃,恨不得变成肉食性恐龙,却没意识到恐龙在大口吞噬一切的同时,也在毁灭自己生存的条件,在自掘坟墓。越是把“弱肉强食”这个词说成是不可变的规律,越是要把自己看成是强者而不是弱者,就越是看不到当今世界上大部分的动物还是吃草的动物。

  有一种批判的说法,说主流历史叙事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但历史应该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尽管这个说法未能从主流的框架彻底解放出来,仍沿用主流的一些标准和视角,诸如以人为中心、城市为中心,认同现代/传统等二分法,追求界定现代化的价值和标准等,但是,这个说法至少表达了站在庶民位置对不公义的唾弃、对强势者的蔑视、对平等社会的渴求。

  今天这种成王败寇的主流历史叙述和文化价值观,固然跟大众传媒的熏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构成了百年以来对现代化发展的追求的核心价值。今天沸沸扬扬地大谈“大国崛起”的民族自尊,是与清末民初愧为“睡狮”、“病夫”的民族自卑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中国不仅败于船坚炮利的西方军力,也败于文化伦理,几乎全盘接受以“发达/欠发达”、“进步/落后”的发展标尺为唯一的尺度来衡量文明水平,这种关于强/弱的历史叙述,成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支柱价值。尽管也有谈“中学为体”,尽管有五千年文化,但这些都敌不过作为“用”的西学;功能上的“用”,也就顺理成章地发展为“工具理性”的霸权,凌驾一切价值了。

  尽管有五十年代的万隆会议、第三世界理论,尽管有与国际战略分不开的对所谓亚非拉的关注与结盟,但在“中国崛起”勇猛地追赶英美发达国家的大路上,主流历史叙述中,只见北美、西欧、日本作为中国的目标参照,其余国家是作为中国的竞争对手或原料/市场的提供者,才进入主流视野。百年强国梦,至今几乎圆梦了,可是,被排除于文化主流视野之外的,不仅是贫穷的亚非拉,也是贫穷的乡土中国、边缘的弱势社群。

  于是,“全球化”这个词,对主流叙述来说,是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在全球化的大流里的角逐、并吞、输赢,是对欧美生活方式与审美价值的拥抱——奢华名牌、别墅庭园、汽车时装……反正,富者强者的现代化,即使不能为所有人实际消费,也可在主流电视、好莱坞电影、时尚生活杂志上,被普遍欲求,成为个人自尊、社会地位的标志。电影《二嫫》里面, 二嫫买了一瓶面霜,一次性涂在背上;她拥有全村最大的电视机,只能放在睡炕上。《一个都不能少》里,仅有的钱要买一瓶可口可乐一人一口如珍如宝地品尝。更不用说,到巴黎的旅行团如何购买香水时装,到香港特区的自由行旅客如何出入莎莎化妆品店了。

  在崛起的中国巨大威猛的形象中,很难看到阴影之中的全球化的事实。举例来说,联合国粮农组织每年都公布全球的贫穷数字——每年有一千万儿童死亡,即每天三万儿童死亡,其中一半的直接死因是营养不良。作为一个资讯,这个数字也会在主流媒体上出现,但不会引起任何震惊。这就应引起我们深刻思考了。为什么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那天,会有著名学者大声疾呼“今夜我是美国人”,全情倾注于美国的“创伤”,为死去的三千多人难过,却从来没有人喊“今朝我是拉美人”、“今夕我是非洲人”?我不能眼见每天死去几万儿童而无动于衷,我拒绝接受这个现象,以及造成这个现象的不公社会关系。

  如果要谈文化重建,我们可以问,作为知识人,我们是否只能看到一种全球化——成功者、强势者的全球化?是怎样的视野、逻辑,让我们只能这样把复杂的全球化约化为一种视野,自觉不自觉地立足在中心的最高点上,从上而下俯瞰,所以只能看到巨型耀眼的建筑,看不到阴暗处的现实?

  针对这种从上而下、从高到低的视野,我曾经努力提出不一样的选择。我和香港岭南大学的同事联合内地的学者编了一套“文化与社会另类译丛”,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例如其中一本《庶民研究》,是介绍印度一批另类历史学家怎么有意识地从底层的角度重读历史、书写不一样的历史。这种历史因为没有权势、强势、资源来整合连贯的叙述,肯定是支离破碎的,但在这种支离破碎的历史里面,我们用不同的眼光,可以读出民众的、底层的状况、思维。斯皮瓦克说“庶民不能言说”,主要是因为人们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于是觉得他们胡言乱语。能读懂庶民的言说,是文化重建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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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读书》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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