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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文化研究的，强调怎么理解我们的历史与处境时，不是从抽象的讲究整全、一致性、合理性的思维来看，而是聚焦于现实的矛盾与张力、偶然与不连续的变化。这是阅读历史、反思现状的基本方法。
我们讨论现实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弱肉强食”，譬如说，要承认现在世界的体系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我想指出，承认这是主流的逻辑，不等于被动地接受它、参与它、甚至强化它，不等于假设要生存只能吃其他动物的肉；假设我们的文化就是吃肉的文化，而不是吃草的文化；假设我们是虎豹，而不是牛羊；假设牛羊要不被吃掉，只能把自己变成吃肉动物。牛本来是吃草的，现代农场养牛人在饲料里加入牛肉，牛就变成疯牛了。今天的主流文化逻辑，似乎毫不犹豫地彰显弱肉强食，崇拜成功人士是强者；强者的胃无限大，大小通吃，恨不得变成肉食性恐龙，却没意识到恐龙在大口吞噬一切的同时，也在毁灭自己生存的条件，在自掘坟墓。越是把“弱肉强食”这个词说成是不可变的规律，越是要把自己看成是强者而不是弱者，就越是看不到当今世界上大部分的动物还是吃草的动物。
有一种批判的说法，说主流历史叙事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但历史应该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尽管这个说法未能从主流的框架彻底解放出来，仍沿用主流的一些标准和视角，诸如以人为中心、城市为中心，认同现代/传统等二分法，追求界定现代化的价值和标准等，但是，这个说法至少表达了站在庶民位置对不公义的唾弃、对强势者的蔑视、对平等社会的渴求。
今天这种成王败寇的主流历史叙述和文化价值观，固然跟大众传媒的熏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构成了百年以来对现代化发展的追求的核心价值。今天沸沸扬扬地大谈“大国崛起”的民族自尊，是与清末民初愧为“睡狮”、“病夫”的民族自卑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中国不仅败于船坚炮利的西方军力，也败于文化伦理，几乎全盘接受以“发达/欠发达”、“进步/落后”的发展标尺为唯一的尺度来衡量文明水平，这种关于强/弱的历史叙述，成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支柱价值。尽管也有谈“中学为体”，尽管有五千年文化，但这些都敌不过作为“用”的西学；功能上的“用”，也就顺理成章地发展为“工具理性”的霸权，凌驾一切价值了。
尽管有五十年代的万隆会议、第三世界理论，尽管有与国际战略分不开的对所谓亚非拉的关注与结盟，但在“中国崛起”勇猛地追赶英美发达国家的大路上，主流历史叙述中，只见北美、西欧、日本作为中国的目标参照，其余国家是作为中国的竞争对手或原料/市场的提供者，才进入主流视野。百年强国梦，至今几乎圆梦了，可是，被排除于文化主流视野之外的，不仅是贫穷的亚非拉，也是贫穷的乡土中国、边缘的弱势社群。
于是，“全球化”这个词，对主流叙述来说，是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在全球化的大流里的角逐、并吞、输赢，是对欧美生活方式与审美价值的拥抱——奢华名牌、别墅庭园、汽车时装……反正，富者强者的现代化，即使不能为所有人实际消费，也可在主流电视、好莱坞电影、时尚生活杂志上，被普遍欲求，成为个人自尊、社会地位的标志。电影《二嫫》里面， 二嫫买了一瓶面霜，一次性涂在背上；她拥有全村最大的电视机，只能放在睡炕上。《一个都不能少》里，仅有的钱要买一瓶可口可乐一人一口如珍如宝地品尝。更不用说，到巴黎的旅行团如何购买香水时装，到香港特区的自由行旅客如何出入莎莎化妆品店了。
在崛起的中国巨大威猛的形象中，很难看到阴影之中的全球化的事实。举例来说，联合国粮农组织每年都公布全球的贫穷数字——每年有一千万儿童死亡，即每天三万儿童死亡，其中一半的直接死因是营养不良。作为一个资讯，这个数字也会在主流媒体上出现，但不会引起任何震惊。这就应引起我们深刻思考了。为什么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那天，会有著名学者大声疾呼“今夜我是美国人”，全情倾注于美国的“创伤”，为死去的三千多人难过，却从来没有人喊“今朝我是拉美人”、“今夕我是非洲人”?我不能眼见每天死去几万儿童而无动于衷，我拒绝接受这个现象，以及造成这个现象的不公社会关系。
如果要谈文化重建，我们可以问，作为知识人，我们是否只能看到一种全球化——成功者、强势者的全球化?是怎样的视野、逻辑，让我们只能这样把复杂的全球化约化为一种视野，自觉不自觉地立足在中心的最高点上，从上而下俯瞰，所以只能看到巨型耀眼的建筑，看不到阴暗处的现实?
针对这种从上而下、从高到低的视野，我曾经努力提出不一样的选择。我和香港岭南大学的同事联合内地的学者编了一套“文化与社会另类译丛”，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例如其中一本《庶民研究》，是介绍印度一批另类历史学家怎么有意识地从底层的角度重读历史、书写不一样的历史。这种历史因为没有权势、强势、资源来整合连贯的叙述，肯定是支离破碎的，但在这种支离破碎的历史里面，我们用不同的眼光，可以读出民众的、底层的状况、思维。斯皮瓦克说“庶民不能言说”，主要是因为人们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于是觉得他们胡言乱语。能读懂庶民的言说，是文化重建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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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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