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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是一种古老而源远流长的韵体叙事文学样式，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东西方文化传统中，希腊史诗、印度史诗、巴比伦史诗、芬兰史诗、中国多民族史诗等都成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文化象征和记忆。因而每一个民族的史诗传统，不仅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也是一座“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民族的口头史诗蕴藏丰富，型类多样，分布广阔，源远流长。举世闻名的“三大史诗”——藏蒙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内涵丰富，情节曲折，结构恢宏，气势磅礴，皆为几十万诗行的鸿篇巨制，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人类最伟大的英雄史诗之列。除“三大史诗”外，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学界还发现并记录了数以千计的史诗与史诗叙事片段，北方的蒙古、土、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赫哲、满等民族，以及南方的彝、纳西、哈尼、苗、瑶、壮、傣等民族，都有源远流长的史诗传统和篇目繁多的史诗叙事，这些史诗至今以口头演、说、唱等方式在本土传承和传播。
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史诗，史诗在当下有什么现实意义。日前，本报记者就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蒙古族法学(民俗学)博士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朝鲜族法学(民俗学)博士尹虎彬，中国社会科学院理论研究室主任、口头传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彝族法学 (民俗学) 博士巴莫曲布嫫等三位史诗学者，围绕史诗传统的当代功能及其学术阐释进行了访谈。
史诗叙事与生活世界
记者：在中国民族文学网上看到了《国际博物馆》中文版推出的《中国口头史诗专号》的消息，进而也读到了你们三位联名撰写的总揽性文章，它集中地展示了贵所老中青三代学者在史诗研究领域的前沿性成果和学科优势。像《国际博物馆》这样的刊物，是怎么想到“史诗”这个话题的呢？
朝戈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旗舰刊物之一，《国际博物馆》杂志创立于1948年，2006年起，《国际博物馆》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合作出版全球中文版。这本期刊实乃全球范围内遗产保护问题的权威国际刊物。而史诗作为口头传统中的一个重要门类，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大宗。这期专号是我们所口头传统研究中心应邀与该刊中文版编辑部联合策划的，总共刊发了15位学者的文章，涉及中国南北方史诗传统的若干方面，有概览性的综述，有来自田野的个案研究，也有学理层面的探讨。我们很高兴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将我国多民族的口头史诗传统介绍给汉语世界的读者。此外，该刊编辑部已有进一步的意向，希望从中选择一些文章做译介工作，将中国史诗推向国外的阅读社会。
记者：这样一来，也就不难理解这期专号的“代序”为何以《文化多样性与民族精神的“博物馆”》为题了。诚如黑格尔所言，史诗是一座“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中国多民族的史诗传统大多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至今，这一传承与传播特点与我们阅读早已书面写定的荷马史诗就有了很大的不同。那么在中国口头史诗的解读方面，你们是怎样着手的？
尹虎彬：我国系统开展的史诗研究虽然比较晚，迄今只有半个多世纪的探索。起初主要用力在史诗的搜集、整理和出版等方面，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老一辈的学者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80年代前后大体厘清了境内史诗资源的“家底”，研究上比较倚重文本，方法上则以书面文学研究为参照，在比较中寻觅口头文学的基本属性。后来，从学理上进行把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类型与流布”，从“北方英雄史诗带”到“南方民族史诗群”，从创世史诗，迁徙史诗、英雄史诗到复合型史诗，尤其是“三大史诗”──《格萨(斯)尔》、《江格尔》、《玛纳斯》作为中国英雄史诗范型得到了较为深入的探查和研究，在宏观研究和文本解读上也积累了不少成果。直到世纪之交，我们的史诗学者成长起来，从理论和方法论上有了一定的突破，一批国际史诗学的前沿性理论成果在本土化的学术实践中也生发出多维研究的活力，中国活形态的史诗传统这才进入了国际学术对话的阵营，史诗传统的解读方法也趋于多样化。
朝戈金：我想插一句话，这里提到的专业术语与整个国际国内史诗学的发展都密切相关，读者一般都比较陌生，这里不便展开。只说一点，术语系统的形成往往就涉及理论与方法论的自觉。
巴莫曲布嫫：术语系统的形成，确实关系到一个学科的体系化进程。我想在中国，也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化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再取例书面文学，也不再取例经典作家关于“史诗”的定义；同样，我们也不再坚持“书写”与“口承”的两相对立，不再将口头史诗视作“一部作品”而当作一个流动的、有生命的“史诗传统”来加以对待。当代中国史诗研究界，尤其是中青年史诗学者，大都从口头诗学与口头艺术、史诗歌手与史诗传承、史诗演述与民俗生活、史诗文本与文化表达形式，以及活形态史诗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多重视野，进入特定的口头史诗传统及其文化生态系统，强调田野研究与跟踪观察。换句话说，进入民众的生活世界去解读史诗叙事及其口头艺术的流脉和基质，这些学术努力也都反映在了这期专号的文章中，应该说个案研究得到了格外的强调。
朝戈金：中国史诗篇幅浩繁，补正了黑格尔关于东方都是散文叙事，中国没有史诗的看法。你看，原来西方学者都公认《摩诃婆罗多》是世界上篇幅最长的史诗，它的标准本或精校本大约有10万颂，20万行。我国藏族的史诗，从几位杰出的《格萨尔》艺人的演述记录本来看，随便摘取哪一位歌手至今得以记录整理的文本来看，就是《摩诃婆罗多》的数倍，乃至十数倍，《玛纳斯》也同样如此。我们所长期跟踪观察的桑珠老人，口若悬河，一唱就几个月，每天唱好几个小时，充分见证了口头叙事的信息量难以类比，语言艺术也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
尹虎彬：民间文化在当代也是很受一些国家推崇的。比如，新疆柯尔克孜族的史诗艺人，居素甫·玛玛依到吉尔吉斯斯坦都是享受的总统待遇，专机、红地毯迎接，总统亲自出面礼待，在那里被誉为本民族的英雄来看待。为什么？这是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民族情感和自豪感都维系于一个伟大的叙事传统，他们太自豪于一个人数不多的民族能够创造如此规模，气韵生动、人物形象如此栩栩如生，语言艺术如此超拔的大型叙事。
巴莫曲布嫫：史诗传统在民间其实跟我们通常理解的文学作品很不一样。我们从小从语文课本中读到的关于文学的观念在这里是难以接榫上的。比如说，我们彝族的史诗演述“勒俄”，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口耳相传的叙事”，“勒”是听到的，“俄”是讲述出来。史诗演述长期以来一直深嵌在我们的口头论辩活动──“克智”比赛的过程中，与乡土民间的生活世界婚丧嫁娶不可或分，跟家支宗族的荣誉感，跟人们社会地位的微妙升迁，跟乡村社会关于脸面和荣耀、关于勇武和贤能的素朴观念都有生动而且深刻的联系。换言之，本土叙事有其内在的文化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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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报 2010年08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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