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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环境和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自新石器时代起，在我国多民族文化中，就形成了三个主要的生态文化区：北方和西北草原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黄河流域以栗、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文化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水田稻作农业文化区。此外，在南方尚有以苗、瑶、畲等族为主的山地耕猎文化区，以藏族为主的农作与畜牧文化区。在西北有以维吾尔、乌孜别克等族为主的人工灌溉农业兼事养牲业文化区。在西南有珞巴、景颇、佤、基诺等族为主的山地火耕旱地农作兼事狩猎的文化区。帽，（5）（P75—76）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换言之，不同的生态环境决定了一个民族生计方式的选择，以及与之适应的文化传统模式。以藏族为例，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雪域高原的藏民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青稞、豆类倒茬种植、既种地又养地的经验。基于这种农耕习惯，青稞和豆类成为藏民主要食物。他们也因此养成了偏爱吃糌粑、喝青稞酒，以及按照作物生长季节安排日常生活及活动等风俗习惯。再如，生活在西双版纳山区的基诺族，自古以来就遵循着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所谓“刀耕”指用刀砍伐轮歇山地的树及灌木，树砍倒就等于来年的农耕完毕；“火种”是指把晒干后树木焚烧，灰烬自然成为土壤的优质肥料。之后再以简单的工具播种一些杂粮。每块土地耕用后弃置一旁，待等生态有所恢复后再重新开垦。这种山地农业采用轮种制，绝大多数山寨的轮作周期为13年。为了保护山地生态，砍地时要砍出宽约10余米的隔火道，烧地时要举行杀狗祭，由长老或祭司主祭。所以尽管年年砍树种粮，生态并没有破坏。（4）（P1019）这种有序的游耕方式保护的核心不是土地而是森林，有了森林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和杂草繁殖，才能有效地从事无灌溉的旱地农业。因为森林是农业的命脉，是山地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土地的轮歇与休耕习俗是保护森林资源传承已久的生活方式，是山地民族在生态适应上做出的良好选择。
相对于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作为中华文明之根基的汉民族农耕文化，如果以黄河、长江两大河流为轴，以地处北南不同的生态环境为分野，以北方旱田、南方水田的农耕产食为内容，是存在北方麦黍文化和南方稻米文化的鲜明区分的。细细的数来，很多文化创造都跟它直接相关。比如，北方农耕文化模式普遍采用了黄牛、马、驴等畜力耕作，与中国南部的水牛相对应；用大片土地的垄作和种子直播法与中国南部的小块水田和插秧法相对应；用利用天雨与南中国固定水塘相对应；用畜力拉车与中国南部人力撑船的运载工具相对应。同时形成了以黍米、稷米、麦粉、杂豆为食物的形形色色的米面食品与中国南部以大米、糯米为主食物的饮食文化的两大分野。（6）（P10—Ｉ2）可以说，这种农业文化的地域格局深度地影响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建构。
三、农事祭祀与农耕民族的信仰心理
民间信仰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乡土本色。正可谓平坦的原野无山神，内地的乡村无海神。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农民对大自然充满敬畏之情。在人们的信仰观念中，农业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物质生产，也是人与神灵和谐共处的产物，因此形成了与生产环节紧密相依的祭祀活动。祭农神、祭土地神、祭水神、祭谷魂、祭虫神等仪式活动，以及对各种生产禁忌的恪守，集中表达了农耕民族取悦神灵，祈求风调雨顺的文化心理。这之中，对水的依赖是对大自然崇拜中最普遍的信仰形态。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水给予人类的恩泽和灾害是民众信奉水神的客观依据。从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历史上共发生过水灾1092次，大旱灾1056次，几乎平均每二年发生一次。（7）（P45、53），正是由于灾害频仍，才形成了我国各地虽表现形式各有差异，传达主题却完全相同的祈雨和拜龙王的信仰仪式。据北方各县地方志载：每逢天旱如三日不雨时，乡人民众奔走相告，齐集龙王庙前，均以柳条编圈为帽，面朝庙殿行“跪香”之礼，祈求龙王降雨；或抬龙王塑像、神牌出行，乡人赤足执旗，鸣鼓随行。每当经过庙宇或井泉时，焚香跪拜。有的人家门前以桶盛水，泼洒人群。求雨当日禁宰杀、禁烟酒、禁撑伞。如求雨期间降雨，则宰牲谢神，唱大戏或演皮影，名为“谢降”等等。如果久旱不雨，有的地区乡民将铁钩或铡刀穿透肩臂肌骨，以淌血献祭龙王，俗称“恶求雨”，以显示祈雨的虔诚。这些求雨的形式各地大同小异，十分普遍。据统计，平均每个县就有龙王庙30多座，可见当时求雨习俗的普及程度了。（6）（P7）除了水灾和旱灾之外，对农业生产构成严重威胁的就是虫灾。每当北方农耕进人酷暑炎夏的时候，正值粮谷作物拔节抽穗的时节，为拔除虫灾，民间多烧香祭拜虫王。旧时，在东北地区每逢农历六月初六“虫王节”，农民都要举行虫王庙会，集资杀牲，祭祀虫王，祈求不降虫灾，虫蝗不害庄稼。而汉族地区在收获完毕后到八蜡庙供祭八蜡，其中之一便是昆虫，企其不害田苗。
对狐狸、黄鼠狼、刺猬和长虫四种动物的崇拜，普遍流行于北方农村，民间俗称“四大门”。冀东地区，“胡仙”、“黄仙”、“白仙”和“长仙”的牌位一般供在农民的家中。迁安和乐亭的人家，则在一个神案上同时供奉这四大仙，平时用红布遮盖神位，不准外人随便观看，每月的初一、十五，人们要在神位前摆上供品，点香叩头祷告。（8）（P184）在此我们看到。这几种动物被冠以人姓，因民间多有黄鼬迷人和长仙附体等神异传说，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对它们多为敬畏，不敢言讳。这种神秘感也客观上强化了对它们信仰的广泛流传。剥离崇拜的面纱探询信仰意识的源头我们会发现，对“四大门”的崇拜直接导源于特定地域环境下动物种群之间相克的传承关系。出于对自然界食物链中天敌关系的认识，人们将养猫治鼠、驯养鱼鹰捕鱼等活动广泛地应用于日常民俗生活之中。为了保护粮农作物的生长与收藏，就必须灭除鼠患，这样在食物链上以捕杀吞食鼠类的动物也就自然成为了供奉的对象。可见，信仰习俗观念的根底是对保佑农业生产丰收的企求，是自觉遵循生态民俗法则的隐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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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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