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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药名称的来由及其他
山药原名薯蓣（Dioscorea opposita Thunb），是种多年生的缠绕藤本植物，食用部份是薯蓣的地下肉质块茎。名字最初见于《山海经，北山经》：“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南望盐贩之泽，北主望少泽，其上多草藷藇”。后来由于受避讳的影响而而名为山药，唐代的第十一代皇帝是代宗李豫，因蓣豫同音，为避李豫讳，改薯蓣为薯药。至宋朝嘉祐八年四月，英宗（赵曙）即位，又由于薯曙同音，为了避讳，人们又称为将薯药改称为山药。从比薯蓣之名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宋，高承《事物纪源》卷十载：“山药，即本草所谓薯蓣者也。唐避代宗嫌名，（按：唐代宗名预）故民间呼薯药。至宋朝嘉祐八年四月，英宗即位，人避嫌讳，（按宋英宗名曙）遂改曰山药，自此全失其本称矣。”由此可见，山药之名完全是古代避讳制度的产物。
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种礼制，它是指对当代君主或所尊者在文字上不得直书其名，必须用其他方法来加以回避，这种方法就叫避讳，那个不得直称的名字，就叫讳。这是封建社会中“尊祖敬宗”宗法思想的一种反映。避讳起源于周代，战国时讳名的习俗已经在社会上流行，秦汉时代，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不断巩固，讳制也更盛行，并开始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农业上所用的名词，有些也涉及至到当代君主或所尊者的名字，由于触及避讳制度，因而也受到了避讳的影响。
这种影响早在汉代已经出现。汉高皇后姓吕名雉，按避讳制度，雉必须避讳，代名野鸡。《史记，封禅书》：“野鸡夜雊。”注：“雉也，吕后名雉，改雉为野鸡。”原文应是“雉夜雊”，因为避讳，而改成了“野鸡夜雊”。现行的二十四节气之一“惊蜇”，在《左传，桓公五年》中作“启蜇”，为了避汉景帝刘启讳，刘安在《淮南子》中将“启蜇”改作了“惊蜇”。
汉代以后，这种因避讳而改名称的事累累发生。十六时，石勒建后赵国称帝，事物中凡与他名字相同的，都得避讳，据宋，高承《事物纪源》卷十记载，因避讳而改名的作物有罗勒，“兰香，本名罗勒，后赵石勒以罗勒犯已名，改为兰香，至今以为名也。”诃梨勒，“本出南海诸番国，胡人谓之诃梨勒，后赵时避石勒名，改曰诃子，故今犹云然也。”石勒本人是羯人，羯在古代统称为胡人。石勒又讳胡，凡带胡字的都得避讳，例如胡荽“石勒改曰香荽。”据《植物名实图考》卷四引陈藏器谓：黄瓜本名胡瓜，“石勒讳胡改名。”
唐代又将讳名发展到讳姓，唐王朝是李家的天下，因鲤和李同音，唐代公然规定不准吃鲤，不准叫鲤鱼，只准称“赤鯶公”。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七：“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鯶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武后时，武则天编了一部农书叫《兆民本业》，由于要避唐太宗李世民讳，书名便改成了《兆人本业》。
唐代末年，军阀割据，各自称王称霸。钱鏐占江南，杨行密据扬州，因为是土皇帝，也照例推行避讳制度，一些农作物因而亦被改名。《野客丛书》九：“钱王讳鏐，以石榴为金樱 ”，又说“杨行密据扬州，扬人呼蜜为蜂糖。”称石榴是为了避鏐，称蜂糖是为了避密。
上述只是作者搜集到的部份例子，没有搜集到的肯定还有，可见古代的封建宗法避讳制度对农业也是有不少影响的。虽然它在生产上并没有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但它对物名造成了混乱，给人们在识别农业名物时带来了很多麻烦和不便。
二、关于玉米的名称问题
玉米原产于美洲大陆，当地称为麦兹（maize）。明代中叶传入我国以后［1］，是我国人民给它另取的一个名字，并不是玉米的原称，它实是美洲“麦兹”的中国名。
不过一开始并不叫玉米，最初的名字据嘉靖三十四年河南《巩县志》记载叫玉麦，嘉靖三十九年甘肃《平凉府志》记载叫番麦，又叫西天麦。万历六年（1578）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才有玉蜀黍之名。崇祯元年（1628）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玉米之名才见记载，书中说：“玉米，或称玉麦，或称玉蜀黍，盖亦从他方得种。”可见玉米是一个后出的作物名称。后来因为用得多了，才成为通用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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