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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岭南社会
胡守为《岭南古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是作者在高校开设《岭南古史》课程的基础上补充完善而成，时段自先秦始至南朝，内容涉及岭南社会的方方面面，史论结合，文字显浅，是学术性与通俗性结合较好的著作。
秦汉时期岭南的开发。严英俊有《岭南地区的开拓者——赵佗》（《历史知识》1983年第5期）。吕名中《汉族南迁与岭南百越地区的早期开发》（《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认为，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纳入中央集权制之下的郡县行政体制，经济得到初步开发，并开始成为我国一个颇具特色的经济区；岭南的早期开发与华夏之民的南迁有着密切联系。张诚《试论赵佗对开发岭南的贡献》（《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认为赵佗对开发岭南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参加经略岭南的战争，建立南越国；正确处理与汉王朝和南方越人的关系；大力促进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段塔丽《秦汉王朝开发岭南述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认为“秦汉王朝对岭南的开发与治理，其意义不仅在于首开岭南早期开发史之先河，而且为后世统治者开发岭南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李翰《赵佗是开发岭南的第一人么？》（《广东史志视窗）2007年第3期）认为这种观点是“英雄创造历史观”的表现；最早开发岭南的应是岭南的越族先民，而非秦将赵佗。
其他时期岭南的开发。刘希为、刘磐修《六朝时期岭南地区的开发》（《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对六朝岭北人民的越岭南迁和迁徙户口的推算、六朝政权对岭南的开发、六朝后期岭南经济区的崛起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黄志辉有《韶州在古代岭南开发史上的重要地位》（《岭南文史》1992年第2期）。段塔丽《试论三国时期东吴对岭南的开发与治理》（《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认为，在东吴治理与开发岭南的数十年间，岭南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黄金铸《六朝岭南政区城市发展与区域开发》（《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认为随着六朝岭南地区城市的迅速发展，岭南地区在人Ｅ1、经济、交通、文化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此外还有雷学华等《试论南汉宋朝时期岭南的开发》（《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
一些学者还探讨了古代岭南社会、历史的其他问题。如，陈泽泓《岭南早期历史试探》（《广东史志》1996年第1期）围绕着学术界有争议的“扬越”、“越为禹后”、“越庭”、“番禺之都”等几个问题作了探析。梁允麟《岭南古史商榷》（《广东史志》1996年第2期）综合探讨了番禺（广州）城始建于何时、广州古名是否为“南武”、肇庆是否曾属桂林郡等九个问题；该作者还著有《岭南古史商榷》（岭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古永继《唐代岭南地区的贬流之人》（《学术研究》1998年第8期）探讨了唐代发遣至岭南地区的贬流之人的类型，处境待遇及影响。胡守为《南朝岭南社会阶级的变动》（《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在陈寅恪先生《魏书司马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认为侯景之乱不仅于南朝社会上为巨变，并在江东社会上亦为一划时期之大事，其故即在于所谓岩穴村屯之豪长乃乘此役而起，造成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之变动的学说基础上，进一步以岭南土著为例，阐述其在南朝的变化。王承文《唐代岭南地区的奴婢问题与社会变迁》（《中山大学学报12005年第6期）讨论了唐代岭南地区奴婢盛行的历史原因、奴婢的使用范围和作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逐步走向萎缩的历史进程。
1995年12月16日，由广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会、香港华南地域社会研究会和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的“十六世纪的岭南”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来自英国、瑞士、美国、Ｅ1本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广东省内各地的近六十位学者参加了会议。黄国信《“十六世纪的岭南”学术研讨会综述》（《学术研究》1996年第4期）反映了该次会议的情况。1999年4月5 日，由广东省历史学会、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的“宋代以前岭南的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中山大学召开。陈永升、温春来《“宋代以前岭南的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学术研究》1999年第10期）对会议作了概述。
以上综述并非30年来岭南区域史（古代）研究的全部成果。限于篇幅，岭南历史地理、岭南著名人物、岭南名胜古迹等都未列入；南越国及南汉国是分别于秦汉之际及唐宋之际割据统治于岭南的两个地方政权，对此二国历史的研究亦是岭南区域史的一部分，因笔者在30年来广东地方史研究综述的文章中已作介绍，此不重复。另外还有搜集的遗漏和归类不便的省略。 总之，改革开放的30年来，岭南区域史的研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出版了不少专著，发表了许多论文，其中不乏优秀成果。但若将岭南区域史的研究与广东地方史的研究相比照，可以发现，30年来，广东地方史的研究可谓繁荣昌盛，名家辈出，成果丰硕；而岭南区域史尽管领域更宽广，内容更丰富，但研究成果却不如前者众多。在广东地方史研究中，不少研究者在发表了大量论文的基础上又出版了相关专著，而这种情况在岭南区域史研究中虽亦有之（如陈泽泓对岭南古代建筑的研究），但却较罕见。究其原因，大约是微观研究易于把握，而宏观研究却难度较大，需要掌握更多的材料，视野更开阔，抽象思维更强。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一些以“岭南”概念为书名或文题的著述中，均衡运用岭南各地史料以论证的并不太多，而以某一省（如广东）或某一区（如珠江三角洲）史料为主而论述“岭南”的却并不少见。这难免给人“以偏概全”之感。总之，30年来，岭南区域史的研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然而问题也存在。期待将来这一领域的史学研究会吸引更多的矢志不渝的研究者，期待今后会涌现更多更优秀的学术成果！
（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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